那時候，我剛移民到澳大利亞。落腳在墨爾本。
來之前，就瞭解到澳大利亞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國家，它用博大的胸懷包容了來自世界各地，各民族，各個宗教派系的人群。
我和一個同樣剛來乍到的新移民同“穴”一個小小的“unit”。其實，它就是一個小聯合國。六個連成一體的“投資房”（這是後來我才知道的）成 凹字形，居住着六家來自不同國家的家庭：
一號是印度小夥子，他是一個計程車司機，早出晚歸，我很少見到他，偶爾會看見那輛黃色的計程車停在路口。
二號是一個剛從英國留學回來的小姑娘，嚴格的說是一個小母親，她才剛滿十七歲，畢業的成績是帶回了一個不見父親的女兒。她們比我晚兩天搬來。開着豪華車，穿金戴銀的母親，放下她們娘倆兒，便揚長而去再也沒見過。
三號住着我這篇文章的主人公紮雅。住了很久之後，我才知道，這個古怪的紮雅大嬸是當地的土族人，她的房子很神秘，房門謹慎的緊閉着，沒有任何聲音。只有她那個花枝招展的女兒來時，小屋頓時喧鬧起來。
四號的Jack是典型的澳大利亞年輕mate，他消瘦高個兒，留着長長的頭髮，耳朵上打了耳洞，這讓我這個剛從中國來的傳統女性一時很難接受。和他同居的女友Emily胖胖的，總是穿着繃在身體上連衣裙，她一扭動我便擔心她的肉會破裙而出。
五號居住着從黎巴嫩移民來的一對老夫妻。他們很善良，經常給我做一些黎巴嫩特色的食品和咖啡。為了回報，每到倒垃圾的日子，我就會主動幫他們將垃圾箱推到路邊。我們的關係保持了很長時間，他們總稱我：GOOD GIRL.
六號的年輕夫妻是捷克斯勒法科人。也許同是來自社會主義國家，我常去串門，各自的英文都不好，肢體語言是我們交流方式，他們手把手的教我做沙拉，皮薩。我們似乎都對自己的國家的體制沒有什麼好感。男主人維克托一直希望能有一幢大的房子，果然不久，他們就搬走了。
後來我才知道，她的女兒就是被稱為“被盜走的一代”。女兒經常來看她，雖然是典型的土族人的面孔，微黑的皮膚，扁平的鼻樑，厚厚的嘴唇。衣着穿戴已經完全西化了。她開着一輛火紅的跑車，一聽到震耳欲聾的搖滾音樂就知道她來了。當然，還伴有經常變換的男友。每次她的到來都會給寂靜的小屋帶來一場“戰爭”，平常默默無語的紮雅揮舞着拐棍，大聲地喊着“MY GOD”。
也有平靜的時候，那次，紮雅的女兒是坐着計程車來的，她的男友在“卡西諾”輸掉了她的全部家當然後離開了她。紮雅默默的打開門收留了她。那天晚上，昏暗的燈光下，可以聽到紮雅大嬸喃喃的話語：BACK HOME, BACK HOME 和她女兒的抽泣聲。
在政府福利部的幫助下，紮雅大嬸的女兒在銀行找到了一份工作。每到週末，花枝招展的女兒和紮雅大嬸一起遛彎，成了我們這個聯合國的一道風景線。我們都從心裡祝福紮雅大嬸和她的女兒。
新移民的日子是漂泊不定的，很快，我也找到了新的工作。搬離了“聯合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