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刚移民到澳大利亚。落脚在墨尔本。

来之前，就了解到澳大利亚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它用博大的胸怀包容了来自世界各地，各民族，各个宗教派系的人群。

我和一个同样刚来乍到的新移民同“穴”一个小小的“unit”。其实，它就是一个小联合国。六个连成一体的“投资房”（这是后来我才知道的）成 凹字形，居住着六家来自不同国家的家庭：

一号是印度小伙子，他是一个出租车司机，早出晚归，我很少见到他，偶尔会看见那辆黄色的出租车停在路口。

二号是一个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小姑娘，严格的说是一个小母亲，她才刚满十七岁，毕业的成绩是带回了一个不见父亲的女儿。她们比我晚两天搬来。开着豪华车，穿金戴银的母亲，放下她们娘俩儿，便扬长而去再也没见过。

三号住着我这篇文章的主人公扎雅。住了很久之后，我才知道，这个古怪的扎雅大婶是当地的土族人，她的房子很神秘，房门谨慎的紧闭着，没有任何声音。只有她那个花枝招展的女儿来时，小屋顿时喧闹起来。

四号的Jack是典型的澳大利亚年轻mate，他消瘦高个儿，留着长长的头发，耳朵上打了耳洞，这让我这个刚从中国来的传统女性一时很难接受。和他同居的女友Emily胖胖的，总是穿着绷在身体上连衣裙，她一扭动我便担心她的肉会破裙而出。

五号居住着从黎巴嫩移民来的一对老夫妻。他们很善良，经常给我做一些黎巴嫩特色的食品和咖啡。为了回报，每到倒垃圾的日子，我就会主动帮他们将垃圾箱推到路边。我们的关系保持了很长时间，他们总称我：GOOD GIRL.

六号的年轻夫妻是捷克斯勒法科人。也许同是来自社会主义国家，我常去串门，各自的英文都不好，肢体语言是我们交流方式，他们手把手的教我做色拉，皮萨。我们似乎都对自己的国家的体制没有什么好感。男主人维克托一直希望能有一幢大的房子，果然不久，他们就搬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女儿就是被称为“被盗走的一代”。女儿经常来看她，虽然是典型的土族人的面孔，微黑的皮肤，扁平的鼻梁，厚厚的嘴唇。衣着穿戴已经完全西化了。她开着一辆火红的跑车，一听到震耳欲聋的摇滚音乐就知道她来了。当然，还伴有经常变换的男友。每次她的到来都会给寂静的小屋带来一场“战争”，平常默默无语的扎雅挥舞着拐棍，大声地喊着“MY GOD”。

也有平静的时候，那次，扎雅的女儿是坐着出租车来的，她的男友在“卡西诺”输掉了她的全部家当然后离开了她。扎雅默默的打开门收留了她。那天晚上，昏暗的灯光下，可以听到扎雅大婶喃喃的话语：BACK HOME, BACK HOME 和她女儿的抽泣声。

在政府福利部的帮助下，扎雅大婶的女儿在银行找到了一份工作。每到周末，花枝招展的女儿和扎雅大婶一起遛弯，成了我们这个联合国的一道风景线。我们都从心里祝福扎雅大婶和她的女儿。

新移民的日子是漂泊不定的，很快，我也找到了新的工作。搬离了“联合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