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的圣诞新年假过去了,在新年之初我又回学院上班。
每天中午午餐后 - 如果我的工作不太忙,能准时记得午餐的话 ─ 我常会走出我所在的办公大楼底楼北侧的大门,去临街那片小绿地的大树底下的长凳上坐一会。关在全封闭的中央空调的大楼里忙了半天,我很想呼吸一些新鲜的空气,同大自然亲近一下,同时看半小时的书刊作为休息。
新年之初,工作相对轻松,大多数同事还没有上班,半小时的休息比较容易有保障,何乐而不为?
可是二、三天后,我似乎忽然发现绿地那儿缺少了什么,可是又说不上是什么,直到我看到别尔。
别尔是这一带的流浪汉之一,听人说他有八十多岁了。他个子不高却长得很结实,走路轻健,谁也不会相信他有八十多。不过这一带的几位流浪汉,他们到底有几岁,有谁会真正有兴趣去调查呢?
他乱蓬蓬的灰白头发上顶着一顶旧鸭舌帽,脏兮兮却红润的脸上乱七八糟地长着密密的白胡子,只要给他穿上圣诞老人的服装和戴上圣诞老人的帽子,背上圣诞老人的大口袋,不用其他打扮,就活像圣诞老人。只是他襕褛的衣衫和到东到西都提着几个破烂的、里面似乎装着他全部的财产,包括一条毛毯的塑料袋,表明他是一个很贫穷的、自顾不暇的圣诞老人,别指望他会给你送什么礼物。
他的衣衫虽污秽襕褛,却不令人讨厌,因为他的上衣口袋里常常会灌着一本简装本小说似的旧书,他到树荫下来休息时,就会从袋里抽出书来看,模样颇为斯文。
这一带是附近四五名流浪汉聚集的地方。但是他们大多都常常烂醉如泥地躺在草地上渡过大部分的时间。别尔也喝酒,但却从来不烂醉如泥,似乎颇有节制。
在澳洲,流浪汉们虽然无家可归,生活却有保障,政府会定期把救济金放进他们的银行户口,所以他们一般对过路人很友好。
看到别尔,我就想到了吉姆。原来我感到缺少了什么是没有看到吉姆。
吉姆是另一名流浪汉,看上去比别尔年轻多了,恐怕在六十岁左右。他似乎同别尔比较接近,而同其他流浪汉不太在一起,似乎流浪汉也人以群分。
“嗨,别尔,怎么没看到吉姆?他上那儿去了?”我问别尔。
“他去天国了,也许同他老妈在一起了。”别尔面无表情地说 - 他说起话从来都是面无表情的 -“圣诞夜他被送进医院,肝全坏了… 那夜他就死了。”
“真的吗?”我惊奇地问。
“是真的。那天白天他还喘着气跟我说想念他的老妈,想去天国见她。傍晚我看他躺在长凳上没声息。是我叫来警察的。”
虽然我只不过是因为感兴趣,偶尔同吉姆交谈几句,听到他的死我还是感到心里一阵难受。这一带的流浪汉,我同他们偶然交谈一、二句的,只有别尔和吉姆两个,因为我们常坐在这些大树底下看书。
我之所以会同流浪汉交谈是因为1980年代初我在上海外语学院教当时风靡全国的英语教材《新概念英语》时,曾教过关于西方流浪汉(tramps)的一课,说他们同乞丐的区别是他们不乞讨、不出卖尊严,他们选择这种生活方式是为了自由、独立和不受管束。我想真正地对他们感受一番。
吉姆的外表比别尔整洁多了。他穿套旧西装,里面穿件白衬衫,虽然不知多久没洗过了,但远看还过得去,下面是黑皮鞋。他经常双手灌在裤袋里,在这一带漫无目的地游逛,西装的一个口袋里冒出一支酒瓶,另一个口袋不是插份报纸,就是插本简装书,走起路来像个沉思的哲学家。坐下时他边看书报,边一口一口地啜饮那瓶酒,有时他会买份三明治当午餐,边吃还边掰下些面包喂那些围在他四周的鸽子。
不过我慢慢地发现吉姆买的三明治,他吃的部份越来越少,有时只咬了一、二口,便整块扔在地上任鸽子们抢;而且他的闲逛,速度也越来越慢,脚步不稳,像个醉汉或衰弱的病人,而在长凳上躺或坐的时间却越来越长。听到他死了,我才明白,他的肝那时应该已经是接近衰竭的了。
我回想起放圣诞假前一、两个星期,午休时我几次经过那块绿地去附近的邮局寄一迭迭的圣诞卡。走过他边上时,有一次他随便地问我:“寄圣诞卡吗?”我说是的,又自然地反问了一句,“你也寄圣诞卡吗?”
“为什么要寄?”他几乎是自语地说,“寄圣诞卡的目的不是让人知道你还活着吗?我呢?在亲友的心目中早就死了。他们没错,因为事实上我知道自己确实早已死了,只是因为无法去天上见老母,才迟迟没离开。”他看来有点动情,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混浊昏黄的眼球里似乎闪烁着一丝泪光。
我心里暗暗吃惊这位流浪汉对世人寄圣诞卡的目的的高度精辟的哲理。他以前到底是做什么的?怎么会选择这种自我放逐的生活方式?我感到奇怪,又不好意思问,生怕会触痛他。只是我觉得这个见解尚不完整,所以又加了一句:“不错,你看到了圣诞卡在尘世的目的,但没看到天上的目的,就是乘纪念耶稣的诞辰提醒世人,神为了拯救他们所费的苦心 - 只要承认自己的罪相信耶稣的救恩,谁都能到天上见已被神接走的亲友。”
他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眼睛茫然地、嘴巴喃喃自语般地嘟哝了一声“是啊”。
没想到这就是我听到的他最后的声音。我此刻真的希望,不管他做了什么,他是得到了赦免,见到了他的老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