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鹤楼、滕王阁、岳阳楼，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其来历变迁、雅俗典故，自小听人说的，看书看的，也略知一二。此次应中新社邀请，到武汉参加第三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会后接连游览了其中两楼，真可谓人生一大快事。
一
武昌蛇山上的黄鹤楼，始建于三国时期吴黄武二年（公元223年），筑城为守，建楼以瞭望，当时纯粹是为了军事目的。至唐朝永泰元年（公元765年）黄鹤楼已具规模，并演变成为著名的名胜景点，直到如今。
根据史载，一千七百多年来，兵火频繁，黄鹤楼屡建屡废，屡废屡建，先后修建三十余次。南北朝、唐、宋、元均有重建，明、清两朝更是七度兴工重建。此楼由两层的木结构变成三层是宋代以后的事。晚清时，黄鹤楼仍为三层的木结构建筑，高七丈二，但加了九尺铜顶，建有三十多个翘角，造型优美，结构精巧，气势辉煌。可惜这建于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的最后一座“清楼”，也毁于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的一场大火。此后近百年，黄鹤楼未曾重修，几乎楼鹤俱渺。
1957年建长江大桥武昌引桥时，占用了黄鹤楼旧址。1981年10月，重修工程破土开工。1985年6月，新楼落成，耸立在武昌蛇山的高观山上，距旧址约一千米左右。
这就是今天所看到的黄鹤楼，应该是第十三座楼了，如把修缮计算在内，也可说是第三十余座楼了。黄鹤楼的形制自创建以来，各朝虽有出入，但都显得高古雄浑，极富个性。新修的黄鹤楼主楼以清代同治楼为蓝本，但更高大雄伟。它为钢筋混凝土仿木结构楼阁式建筑物，底层边宽三十米，顶层边宽十八米，楼层由原来三层变成五层，加上五个夹层，实际为十层，高度达五十点四米，比往昔高出一倍多。全楼由七十二根大圆柱支撑，屋顶和屋檐面上均为黄色琉璃瓦。楼外六十多个翘角，昂然向上，层层飞檐，四望如一。与岳阳楼、滕王阁相比，黄鹤楼的平面设计为四边套八边形，谓之“四面八方”。这些数字透露出古建筑文化中数目的象征和伦理表意功能。从楼的纵向看，各层排檐与楼名直接有关，形如黄鹤，展翅欲飞。正如古籍描写，整座楼凌黄鹄之巅，气吞云梦，势连衡岳，控龟蛇对峙，扼江汉合流，渊临鹦鹉，俯瞰晴川，巍然矗立，气势恢宏，而在雄奇壮丽之中又富于变化，不失精巧，自有一番韵味、美感，令人叹为观止，果然不愧“天下绝景”的盛誉。
二
完全不同于黄鹤楼为军事目的所建，巍峨耸立于江西南昌城西赣江之滨的滕王阁，一开始就用于娱乐。它由唐高祖李渊的第二十二子、唐太宗李世民的弟弟李元婴创建于唐代永徽四年（公元653年）。李元婴精于书画音律，喜爱歌舞，便临江建楼阁以作宴请宾客之用。因李元婴被封为滕王，这座歌台舞榭便以“滕王阁”冠之。
但滕王阁亦像黄鹤楼一样饱经沧桑，世所罕见，一千三百余年来，历经兴废达二十八次之多。宋代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滕王阁因年久失修而塌毁，侍郎范坦对滕王阁进行了重建和扩建，在主阁的南北增建“压江”、“挹翠”二亭，逐渐形成以阁为主体的建筑群，十分华丽堂皇，宏伟壮观，被誉为“历代滕王阁之冠”。明代景泰年间（公元1450-1456年），巡抚都御使韩雍重修，其规模为三层，高二十七米，宽约十四米。1926年军阀混战时，这座滕王阁被北洋军阀邓如琢部纵火烧毁。
现今的滕王阁于1983年奠基，1985年重阳破土，1989年重阳落成。此为第二十九次重建了。滕王阁自古就被称为中国江南三大名楼之首，重建之后，更巍峨雄壮，无论从平面、立面、高度、体量以及结构，都远远地超过了前代。它南北长一百四十米，东西宽八十米，中央主楼连地下室共九层，高五十七点五米，建筑面积约一万三千平方米（占地达四万七千平方米）。若与黄鹤楼相比，其高度超出六点五米，体量是其三倍。无论其高度，还是面积，仍然居于三大名楼之首。
滕王阁堪称“瑰伟绝特第一楼”，其建筑充分表现“飞阁流丹，下临无地”的气势。主体楼阁立面造型严格遵循宋代楼阁之制。共分四段：第一段是下部台座，为须弥座栏杆；第二段为底层抱厦、回廊及南、北面盝顶高低廊侧门；第三段为中部两层平坐及回廊；第四段为顶部重檐。楼层设计是明暗相嵌，从明层走向暗层，从暗层又走进明层，有暗的朦胧，也有明的开朗。各层有多间仿古建筑的厅堂，用作古乐、歌舞、戏曲的表演厅或展览馆等。整座楼阁金壁辉煌，陈设丰富多彩。凭登滕王阁，纵览则江山如画，尽收眼底；回首则人文荟萃，美不胜收。这是一座具有浓郁文化氛围的艺术殿堂。
三
岳阳楼矗立于湖南洞庭湖东岸边、岳阳市西门城墙上，西临烟波浩淼的洞庭湖，北望滚滚东去的万里长江，登楼远眺，白帆点点，云影波光，一碧无垠，气象万千，素有“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的美名。据说此楼始建于公元220年前后，距今也有一千七百多年历史。前身相传为三国时期东吴大将鲁肃的“阅军楼”，西晋南北朝时称“巴陵城楼”，初唐时，称为“南楼”，中唐李白赋诗之后，始称“岳阳楼”。
岳阳楼也是久经沧桑，屡毁屡修。北宋庆历四年春（公元1045年），巴陵郡守滕子京集资重修岳阳楼。但是，重修的岳阳楼，在明朝崇祯十一年（公元1639年）毁于战火，翌年再次重新修建。清代也多次进行修缮。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重修。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楼址内迁六丈有余。现代，一次落架重修在1983年进行，已腐朽的构件，按原件复制更新，但严格按照“整旧如旧”的原则，保存整个古建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原构件。
因此，现在看到的岳阳楼，基本上是清同治六年重修时的建筑。在江南三大名楼中，岳阳楼是唯一的纯木结构，没有地基，可以整体抬迁。整个楼的建筑，造型奇伟，很有特色，可用八个字来概括：四柱、三层、飞檐、纯木。三层楼，高二十一点五米。所谓“纯木”，是说全楼为纯木结构，在中间以四根楠木大柱承负全楼重量；再以十二根柱作内围，支撑上下两层；周围绕以三十根木柱，结为整体；外以十二根梓木檐柱，顶起飞檐，檐牙高啄，似鸟嘴在高空啄食。整个建筑彼此牵制，没有用一颗铁钉，没有用一道巨樑，所有樑、柱、檩、椽全靠榫头衔接，相互咬合，稳如磐石。岳阳楼楼顶为黄色琉璃瓦，金碧辉煌，形状酷似古代将军头盔，称为“盔顶”，曲线流畅，陡而复翘，盔顶下的如意斗拱，状如蜂窝，玲珑剔透。如此楼顶，既雄伟又不同于一般，可谓岳阳楼建筑的另一特色。岳阳楼“纯木结构，盔式楼顶”这种古老的建筑，亦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独特风格和辉煌成就。
岳阳楼这个屹立在洞庭湖边上的古代建筑，虽说其规模比滕王阁和黄鹤楼都小得多，却是江南三大名楼中惟一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新修建的，它从清朝时期重修后，历经百余年加之几十年的战乱而没有被毁，可以说最具文物价值。
四
这“江南三大名楼”各有特色。有人评说，从风格神韵看，黄鹤楼雄伟壮观，滕王阁瑰丽堂皇，岳阳楼古朴庄严。黄鹤楼仙风道骨，旷放飘逸，多有“仙气”；滕王阁瑰伟绝特，神采飞扬，颇具“灵气”；岳阳楼堂堂正正，典重端方，最称“浩气”。这仙气、灵气、浩气充塞于天地，绵亘于古今，相互融汇，交相辉映，凝成三大名楼的风神气韵。
不过，所谓天旋地转，沧海桑田——我们今时所见的，不管是黄鹤楼、滕王阁，抑或是岳阳楼，早已不是原来的建筑了。只是，千百年来，它们虽然命运多舛，屡建屡毁，却也屡毁屡建，始终不废。每次重修重建，各楼的规制、形状迭有沿革，都能够再现古楼的风姿，规模则是越建越大。
那么，是什么促使历代人们特别钟情于这三大名楼，让它们屡毁屡建，长存至今，而且享誉海内外？显然，是千百年来文人墨客迁客骚人有关的文化活动，早已赋予它们非凡的品格和价值；而这些品格和价值，已经升华为一种民族文化的表征了。有联赞曰：
洞庭月，衡岳云，巫山雨，波撼气蒸，揽天下风光，堪称独步；
崔颢诗，范相记，王勃序，两楼一阁，数江南文物，各有千秋。
的确，正是这三篇记述三大名楼的一共是一千一百三十三个字的古诗文——崔颢的〈黄鹤楼〉诗、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和王勃的〈滕王阁序〉——使三大名楼名扬千古。这三篇古诗文在成为千古绝唱的同时，三大文化名楼的盛名也就随之而来了。
可以肯定，没有这些千古绝唱，所谓“三大名楼”早已灰飞烟灭！
五
就先谈谈崔颢的〈黄鹤楼〉诗吧。此诗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会吟诵：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崔颢，唐代诗人（704？-754），汴州（即今河南开封）人。关于他此首诗作，古今评论无数。形式上，此诗就不同凡响。它前半首用散调变格，首联的五、六字同出“黄鹤”；第三句几乎全用仄声；第四句又用“空悠悠”这样的三平调煞尾，亦不顾什么对仗。诗人当然不是忘了是在写“前有浮声，后须切响”、字字皆有定声的七律——他依据的是诗以立意为要、不以词害意的原则。后半首就整饬归正。倘若一味不拘常规，不回到格律上来，那么，它就不是一首七律，而成为七古了。
所谓“文以气为主”，如果将“气”的讨论落实到对作品气势的形而下的方面，可以看出，此诗前后似成两截，其文气实在是从头一直贯注到底的，中间只稍微换气罢了。这种似断实续的连接，从律诗的起、承、转、合来看，其实最有章法。元代杨载《诗法家数》论律诗次联要紧承首联时说：“此联要接破题（首联），要如骊龙之珠，抱而不脱。”此诗前四句正是如此，叙仙人乘鹤传说，颔联与破题相接相抱，浑然一体。杨载又论颈联之“转”说：“与前联之意相避，要变化，如疾雷破山，观者惊愕。”此诗转折处，格调上由变归正，境界上与前联截然异趣，恰好符合律法的这个要求。末联以写烟波江上日暮怀归之情作结，使诗意重归于开头那种渺茫不可见的境界，这样回应，如豹尾绕额的“合”，也是很符合律诗法度的。
如上所说，此首七律从黄鹤楼的命名之由来着想，借传说落笔，然后生发开去。黄鹤楼因何得名？传说很多。史书《齐谐志》记载，仙人王子安乘黄鹤经过此地一座山，因此山得名黄鹤。后人在山上造楼，名为黄鹤楼。《述异记》上说，荀环好神仙之术，曾在黄鹤楼上见仙人乘坐黄鹤从天而降，同他一起饮酒，然后乘鹤而去。《太平寰宇记》引《鄂州图经》说，费文祎登仙之后，曾乘黄鹤到此憩息。民间还有传说：辛家在黄鹤山上卖酒，有道士前来饮酒，辛家不索酒钱。道士临别时，随手用桔皮在墙上画了一只黄鹤，酒客拍手即下来起舞。酒店生意因此日益红火。十多年后，道士再临此地，吹起玉笛，跨鹤仙游，辛家就地建黄鹤楼，以示纪念……（见《报应录》）正如论者所言，仙人跨鹤，本属虚无，崔颢〈黄鹤楼〉诗以无作有，直言鹤去楼空，悠悠千载，就有岁月不再之憾、世事茫茫之慨。再深一层，对照仙人的无限生命与芸芸众生的有限生命，便会引发出对生命的终极关怀所带来的哲学困惑。所谓“乡关”，不就是一个人生命开始的地方吗？对“乡关何处”的设问，谁能说出一个精确的答案？这样，诗末之“愁”，便成为人类普世之愁，千古不解之愁！
此诗出神入化，具有不假雕饰、浑然天成的神韵。它集登临、览胜、怀古、思乡及生命之玄思于一炉，由神话直面现实，由风景联想人生，先放后收，纵横交织，流利自然，感情真挚，气概苍莽，哲理深奥，实为神来之笔，故此被历代论家推崇为七律中罕见的高唱入云的诗句，为题黄鹤楼的绝唱。如沈德潜评此诗，以为“意得象先，神行语外，纵笔写去，遂擅千古之奇”（《唐诗别裁》卷十三）。严羽直截了当地指出：“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沧浪诗话》）
关于崔颢的〈黄鹤楼〉诗，还有一个典故。黄鹤楼主楼侧旁不远处有一亭，称为“搁笔亭”。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载，天宝三年，李白登黄鹤楼本欲赋诗，因见崔颢此作，称赞不已，自愧不如，于是丢笔叹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传说或出于后人附会，未必真有其事。然李白确曾两次作诗——其一为〈鹦鹉洲〉，其二为〈登金陵凤凰台〉——拟崔颢此诗格调。总之，因此比较，崔颢题咏的名气就更大了。
由于崔颢〈黄鹤楼〉诗广泛流传，武汉被叫做“白云黄鹤的地方”，黄鹤楼有“崔氏楼”的别称，更赢得“天下江山第一楼”的美誉。
六
尽管上述李白搁笔长叹的传说未必真有其事，但细想开去，此传说本身实在内含丰富真谛。
名楼题诗，自古就有争高下的意味。当时若以崔颢的风评（崔被认为“有俊才，无士行”）来看，一般人会忽视或以批评的态度来对待崔颢的〈黄鹤楼〉诗，自大者还会动笔再写一首并在诗中以数落来压倒崔颢；而当时李白，一代“诗仙”，名声显赫，却能读后自叹弗如而罢笔，这不仅仅是因为内行懂得欣赏，更因为具有虚心、坦率和服善精神。这真是文学史上一件美谈。
这件美谈还有下文。李白一生中至少三登黄鹤楼，十六次为它吟诵。如上文说过，在他总共只写过的十首七律中，有两首是模仿崔颢〈黄鹤楼〉之作。第一首〈鹦鹉洲〉作於流放夜郎、途经江夏之时，那时李白已经是五十八岁的人了。如此的年龄，如此的处境，尚留心於模仿他人的作品，实在可为万世楷模。
可惜〈鹦鹉洲〉并不成功。但是，约一年后，李白在重新登上金陵凤凰台的时候，又一次产生仿效崔颢、超越崔颢的想法，於是便认真写下了有名的〈登金陵凤凰台〉：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楼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李白此诗，和崔颢的〈黄鹤楼〉诗比照，在内容上、意象上、结构上、遣词造句上，甚至音韵格律上都有很多相似点。例如，也是前四句写怀古之思而引出今昔兴亡的感慨，后四句由当前的开阔的景色进而写浮云蔽日望帝乡而不见之情，由时间空间之无穷拓展步步逼向“愁”的主题，既有虚与实的对照，也有常与无常的比论，灵禽选的是凤凰，同样的长江，有云也有日，都是生发愁情。最有意思的是不仅用韵相同，而且最后两次押韵连用字也一样，甚至同样用“使人愁”三字结尾。
从李白此诗的写成来看，难度显然要比崔颢的〈黄鹤楼〉大得多，因为崔诗在前，把意思都设死了。所以有人认为，从这两首诗立意的原创性去看，李白是不如崔颢的。除了模仿之作一般很难超越原作的原因之外，有一点是崔颢在诗中很成功地运用了“水”这个意象。白云、树、水中的小岛、烟波浩淼的水面，以及隐含其中的客船上的游子，所描写的意象非常鲜明集中，它们一起把江水的意象综合丰盛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与之相比，李诗一会是吴宫，一会是古墓，一会是山景，一会又是江面，接下来又突然跳跃到对政治失意的感慨，意象之间似乎没有逻辑的联系，显得随意而散乱。最重要的是，如上节所说，崔诗由登临而引发怀乡之情，不过是第一层的、显露的意思，隐藏在诗中深处的是对生命的终极关怀所带来的哲学困惑。崔诗的这种深层的意旨，无疑很难企及。
但是，也有人认为，李诗已经赶上了崔诗，有几处还有所超越。崔诗的前四句，只是说仙、鹤已去，楼、云仍在，律诗一共才八句，如此花费一半的篇幅来反复说明此意实在有点松散，不太合算，而李诗却只用开头两句便将类似意思说完，从而腾出三、四句来，就“凤去台空”这一层意思进一步发挥。五、六句，虽仍效崔诗，用以写凤凰台所见的特有风光，但却没有让自己的感情沉浸在对历史的凭吊之中；他又把目光投向大自然，投向那不尽的山水——“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这两句，视野开阔，用语俏皮，三山半隐半现、若隐若现的景象写得恰到好处，所以此联的写景又比崔诗略高一筹。尾联两句，也仿效崔诗抒发感慨，但李诗却是比喻朝廷奸臣当道，贤者不得重用，那就是家国之愁了，可谓另有深意。
两种评价，各有道理，但其中某些说法亦有偏颇之嫌。前人多似认为崔颢、李白这两首诗难分高下——“格律气势，未易甲乙”（方回，《瀛奎律髓》）。窃以为这种说法比较妥当，虽然由于个人志趣，内心深处也许更赞叹崔诗。
历代文人墨客留下的黄鹤楼诗赋灿若星河。仅唐宋两朝，就有十三位名士吟咏之，除崔、李外，还有杜牧、白居易、刘禹锡、王维、孟浩然、贾岛、顾况、宋之问、岳飞、陆游、范大成等登楼吟诗。而崔颢、李白这一诗坛佳话，自然使黄鹤楼的名气更加显赫，正所谓：“搁笔题诗，两人千古；临江吞汉，三楚一楼。”
七
滕王阁之所以享有巨大名声，当然离不开一篇脍炙人口的散文——王勃的〈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简称〈滕王阁序〉。
试想象当年“三尺微命”王勃作序的盛况吧。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年），王勃从山西远道去交趾（在今越南境内）探父，九月九日重阳节，途过洪都（今江西南昌）。时都督阎伯屿新修膝王阁落成，正大会宾客，并将令其婿作记，以夸盛事。此时，“勃至入谒……欣然对客操觚，顷刻而就，文不加点，满座大惊。”这是《唐才子传》所叙。另又有唐末王定保《唐摭言》（卷五）更详细生动的记载：
勃虽在座，而阎公意属子婿盂学土者为之，已宿构矣。乃以纸笔巡让宾客，勃不辞让。公大怒，拂衣而去，专令人伺其下笔。第一报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亦是老生常谈。”又报云：“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公闻之，沉吟不言。又云：“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公矍然而起，曰：“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遂亟请宴所，极欢而罢。
王勃面对萍水相逢的宾客，又明显有拂主人之意，却能从容不迫，当众挥毫，宛如妙手偶得，写出〈滕王阁序〉这篇绝妙美文，这是何等的自信，何等的才气！
在王勃之前，有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之后，有李白的〈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人们评说，王羲之深沉，李白豪放不羁，各自均在其序文鲜明表现，而王勃此序则是郁愤流露。统观全文，构思精绝，雍容华贵，一气呵成，且又纵横交错，由地及人，由人及景，由景及情，低回反复，步步递进，既抒发时乖命蹇之感叹，亦表达渴望用世之抱负和强自振作之意志。希望和失望兼有、追求和痛苦交织、富于时代精神和个人特点的真情流露，正是此序动人之处。
〈滕王阁序〉是一篇骈体美文。梁元帝萧绎对“文”有一定义：“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金楼子.立言篇》）笔者青少年读书时，社会主流意识把骈体否定得几乎一钱不值，这显然是不公允的。如论者所言，这篇骈体美文全用“骈四俪六”句法，对偶工整，平仄协调，抑扬有致，读来颇有“宫徵靡曼，唇吻遒会”之感。文中佳词丽句迭出，文情并茂，可谓“流连哀思”，“情灵摇荡”；有夸饰而不失实，用典多而无晦涩之病，是谓“绮縠纷披”。文中对警句的提炼，方式灵活，不拘一格，有的是直接概括，有的是语句表面矛盾而意思连贯，有的是把相关的事物连接起来从而造成独特的意境。赋事意谐境切，用典推陈出新，历史地理底蕴深厚，人情风物境况通晓，这一切，融会成文，谋篇老到，仅此一序，便可识年纪轻轻的王勃的世之罕见的学养。
〈滕王阁序〉以骈体描写景物，令众论者击节叹赏。其文笔瑰丽，手法灵活多变，以或浓或淡、或俯或仰、时远时近、有声有色的画面，把秋日风光描绘得神采飞动，体现了相当高的美学特征。如表现色彩变化之美，只一句“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便“写尽九月之景”。如表现远近变化之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千古名句。落霞自天而下，孤鹜自下而上，故曰齐飞；秋水碧而连天，长天空而映水，故曰一色，水天相接，动静相映，意境浑融，构成一幅色彩明丽的美妙画面。在表现虚实相衬之美上，如“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四句，凭借听觉联想，实写虚写，相互谐调，相互映衬，传达远方景观，极尽铺叙写景之能事……
〈滕王阁序〉字字珠玑，句句生辉，章章华彩，实已证明流芳百世；正因王勃此序，滕王阁光辉四射，波耀千秋，更富有文化蕴含。难怪韩愈情不自禁地称赞说：“江南多临观之美，滕王阁独为第一。”（〈新修滕王阁记〉）
八
王勃，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省河津县）人，出生于世代官宦的诗书人家，自幼天生聪颖，悟性过人，又勤奋好学，如时人所公认，实为早熟的神童。他六岁就能写一手好文章，“构思无滞，词情英迈”；九岁读颜师古注的《汉书》，撰《指瑕》十卷，指出书中的过失；十岁时以一个月的时间竟能通读六经而无一点障碍。连他的朋友、同样是神童出身的杨炯都认为他的知识是“悬然天得，自符昔训”。麟德三年（公元666年），经右相刘祥道表荐于朝，王勃应制科，对策高第，被授予“朝散郎”的官职，是年仅十四岁，尚为少年。
天才习惯也特别。所谓“腹稿”的典故，就是王勃创下来的。古籍如《新唐书》说：王勃“属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数升，则酣饮，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笔成篇，不易一字。”可知这位初唐四杰之首文思敏捷，滕王阁上即兴而赋千古名篇，并非虚传。
所以，古今论者都爱说，滕王阁遇上如此一个青年才子，作成〈滕王阁序〉，仿佛是天意，是神助，这样的天才杰作，绝对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滕王阁遇上了，这不仅是滕王阁之大幸，也是中华文化之大幸。应合这样强烈的“神奇”色彩，便有这样一个神话：
话说那天，王勃乘船经赣皖边界彭泽县时，突然遭遇狂风暴雨，不得不抛锚于马当山庙下。王勃在庙内见到一个鹤发童颜的老人，见面便说：“明日重阳，滕王阁有高会求贤文，你如能赴宴作文，定当名扬天下。”王勃十分为难：“此地距滕王阁八百里，一夜之时如何能到？恕难从命。”老者一笑，道：“无需多虑，你只管上船，我当助你清风一帆，使你明天一早赶到洪都。”王勃将信将疑上了船，只听到老人朗朗而笑。倾刻间，王勃便觉得祥云漂渺，瑞气升腾，脚底下的船像离弦之箭直往鄱阳湖方向射去，果然于重阳抵达滕王阁……
〈滕王阁序〉能诞生，还多亏“人助”，或者更正确地说，幸亏避过“人阻”。洪州都督阎伯屿请宾朋即席著文，原想制造机会让女婿崭露头角，只不过走个过场罢了。他一呼百诺的人物，谁不仰承他的鼻息？幸而他算有学识，有一定的文学素养，能“暗自吃惊”、“拍案叫绝”。更幸好他的慧眼强过私心。他如果不以质论文，稍有偏私，便完全有可能把王勃的杰作弃之如敝屣。或者我们还要感谢阎都督的手下即今时所谓秘书或办事员之类的。这些人眼尖手快，最善于察言观色领会主子意图。假如当时走出一两个，对王勃一声喝叱，说些什么“你一介小生，怎敢如此狂放大胆，毫无谦恭之礼”之类的话，王勃首先就连下笔写几个字的机会也没有了。
不过，王勃的仕途，以至整个人生，却不像写作〈滕王阁序〉那样春风得意，登峰造极。相反，他最后竟以悲剧终其短短的一生，死时只得二十六、七岁，或说二十八、九岁。
当年，王勃写完〈滕王阁序〉后，继续踏上探望父亲的旅程，不幸在渡海赴交趾途中溺水受惊而亡。也有人说他自忖无颜见父，慨然蹈海自尽。此说的根据是，王勃先因一篇《檄英王鸡》游戏文章，被唐高宗逐出沛王府；后来在虢州任职参军期间，又犯了死罪，虽幸遇大赦，没被处死，但仕途就此完结，也连累了父亲。
真是成也文章，败也文章。王勃“时运不齐，命途多舛”，据查竟与他的旷世奇才有关。他恃才傲物，年少轻狂，不与世俗的一些“游戏规则”融合，为上下左右所嫉恨。前几年有一部在第十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上获得最佳电视电影片奖的作品《王勃之死》，就试图阐释这样的一个命题：性格造就了王勃命运的必然性。
如此宿命，实在令人黯然神伤。那天，我一踏入滕王阁，就自然而然屏住呼吸，默然追思这位英年早逝的天才，追怀他最后的、竟然与一千几百年之后的鄙人有点关系的足迹。那年，王勃离开江西后，便穿越福建进入广东。十一月，到达我的祖籍地广州。在那里他曾为当地一位才女所撰的《魕鉴图铭》作序，又受宝轮法师托请，写了不出数月便成了绝笔的〈广州宝庄严寺舍利塔碑〉。由于这些文化活动，山西人王勃竟在今天的广州入选岭南的先贤。王勃离开广州后继续探父旅途，到了我的出生地合浦郡，接着经过我童年和少年求学时住了十三年的钦州进入我当时曾经周游过的防城。他于防城江下船出海，海对面就是交趾……
天妒英才，花雨飘零！王勃短暂的一生，就这样流星般地划过中华文学的星光璀璨的夜空。逝者已矣，思者永伤。人说人生无非是一次远行，文章也是，看谁走得更高更远，看谁能超越有限的生命。只是，残酷而又无奈的是，人们永远只能从零开始，后来者永远无法接着前人的高度继续向上攀登。这是文学的悲痛，也是文学的魅力。
那天，在滕王阁，我听到了，从冥远处飘来：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
细听之下，竟是我早已逝去的母亲的声音。幼时常听母亲用保留众多古音的广州话相当动情地朗诵〈滕王阁序〉，隔了五十多年，不敢遗忘。
九
岳阳楼如此出名，也因为一篇〈岳阳楼记〉。
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邀请他的老朋友、北宋著名文学家范仲淹（989-1052）为岳阳楼作记，结果造就了这篇不朽的文章。
论者都说，这是一篇独特的议论文，气势阔大、恣肆淋漓。议论和记事、写景、抒情交融一起，记事简明，写景铺张，抒情真切，而议论字数不多，非常精辟，起统帅全文的作用。最出奇制胜的是，文章的题目是“岳阳楼记”，却巧妙地避开楼不写，对整个工程只做一般性社会背景的勾画，作为文章缘起的说明，放在开头：“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几语带过后，便去写洞庭湖——“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声明“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而且“前人之述备矣”，不必再重复多写了。转而不惜文字，泼墨如注，写登楼的迁客骚人看到洞庭湖的不同景色时产生的不同感情，进一步把八百里洞庭风光描绘得惟妙惟肖，绘声绘色：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但这亦不是文章重心，实则只是铺垫——以洞庭湖水的波澜衬托自己胸中的波澜，衬托最后一段着力抒发的“古仁人之心”：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范仲淹就此表达了自己的忧乐观，文章便以最亮点断然结束。如此别出心裁，不能不让人叹为观止。
文章语言也有特色。它虽然是一篇散文，却穿插了许多珠走玉盘般的四言对偶句，如“日星隐曜，山岳潜形”；“沙鸥翔集，锦鳞游泳”；“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这些骈句为文章增添了色彩。字句锤炼的功夫也很深，如“衔远山，吞长江”的“衔”、“吞”两字，恰切地表现了洞庭湖浩瀚的气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简洁的八个字，像格言那样富有启示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把丰富的意义熔铸到短短的两句话中，字字有千钧之力。
稍微留意还会发现，〈岳阳楼记〉无一处写实景，不像〈滕王阁序〉那样，恣肆描写当时楼台景物，这实在是范仲淹聪明之处。事实上，作于宋仁宗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的〈岳阳楼记〉，并非在岳阳楼写成，当时范仲淹遭贬知邓州，是在邓州写好了文章，再派驿使专程送到岳州交给滕子京（顺便一说，关于这点史实，也进入金文明与余秋雨的笔墨战，见〈月暗吴天秋雨冷〉）。而且，更有意思的是，范仲淹并没有来过岳阳，滕子京因此写求记书时还特地附上一幅《洞庭秋晚图》作为写作参考。而范仲淹的确才高八斗，果然不负所望，只凭一图便写就一篇千古雄文。
〈岳阳楼记〉一共三百六十八字，文情并茂，特别最后一段，表现崇高的思想境界，读来感人肺腑。〈岳阳楼记〉著名，论者都认为首先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思想境界令人敬重。此文一问世，就把前人的光芒掩盖了，使得中国历代诸多的楼台记都黯然失色。有〈岳阳楼记〉为“斯楼之伟观增重”，天下名楼不能不推岳阳楼为尊。今天，提起中国的名楼，首先想到岳阳楼；提到岳阳楼，首先想到〈岳阳楼记〉；提到〈岳阳楼记〉，首先想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警句。真是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楼以文存”最典型的体现便是岳阳楼了。
十
到过岳阳楼的游客，都会很奇怪地发现，以同样紫檀木雕刻的〈岳阳楼记〉有两副雕屏，分别镶嵌在楼的一层和二层大厅中。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这里有一个故事。据说，其中一块〈岳阳楼记〉刻的是清代乾隆年间大书法家张照的手笔，其书法、雕刻，加之上乘的木质，堪称世间佳品。后来有一位当地吴姓县官，也擅长书法，竟模仿笔迹重抄一遍，也用同样质地的木板雕刻，作得一模一样，想以此而名垂千秋万代。刻字匠对县官这种偷梁换柱的行为心怀不满，又不敢违抗，便将其中“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居”字的一撇故意刻得很细。县官没有看出问题，便命人挂上了。但故事还没有完。县官把张照写的〈岳阳楼记〉拆下来放到船上企图运去不为人知的地方，不料船行至洞庭湖中时风浪大作，船翻于湖中，县官便被淹死了。后来张照的作品被打捞上来，并没有受到多少损坏。由于真假两块〈岳阳楼记〉的笔迹极其相似，都可视为书法珍品，所以就同时挂在岳阳楼上（二楼所挂为张照真品）。
我无从考究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事。我想，权贵附庸风雅，自古有之，但这位县官太卑劣了（另有关于他的更卑劣的传说），假如当时像现在两作同挂高堂，还不失为一件美谈。不过，他为了一时虚名而真的赔上一命，也够惨的；若是后人为了宣扬报应说，硬要他一死了之，这个报应是否残酷了一些？
不管如何，这个故事旁证了范仲淹和他的〈岳阳楼记〉在历史上一直是为大众所崇敬的，包括其中不容任何作假的正气。
关于范仲淹的为人，和范同时代的另一位著名的文学家欧阳修在为他写的碑文中说，范从小就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可见这是范仲淹一生行为的准则。孟子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已成为封建时代许多士大夫的信条。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时正贬官在外，可谓“处江湖之远”，本来可以采取独善其身的态度，落得清闲快乐。可是他仍然以天下为己任，以崇高的志向来勉励自己和朋友，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怪不得几乎一千年来都为中国人所传诵，所推崇，连刘少奇也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引用范的名句，要所谓“以特殊材料做成的”共产党员向这个封建时代的官员学习。
也有异议者。明代李贽在《焚书》中就讽刺过范仲淹，说“进亦忧，退亦忧”是“两头马”。近期更有论者根据某些史书如《宋史·滕宗谅传》和司马光的《涑水记闻》中某些记载，一口咬定滕子京“道德不佳”，进而否定其“哥们儿”范仲淹，再进而否定〈岳阳楼记〉，声称要打破对范仲淹及其〈岳阳楼记〉的迷信。
关于滕子京的问题，反驳者指出，司光马的《涑水记闻》不是史书而是笔记，《四库提要》据此把它归在子部小说家类。而且，书中所记关于滕子京劣迹两条，是“君贶云”。君贶者，王拱辰也，是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的反对派，对范搭救滕极其不满。这样一个人“云”政敌之“软肋”，其可信度一般要打些折扣。其实，《宋史》是这样论定滕子京的：“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金无赤足，人无完人。当官而死后无余财，以今天的标准看，是大大的不错了。
至于〈岳阳楼记〉，否定者说，这篇文章，虽然脍炙人口，读着有劲，却原来近乎假大空，一开篇就肯定重修岳阳楼是政治修明的结果和标志，明显是浮夸不实之辞。关于这个指责，如果认可前段的说辞，应该会觉得是过于偏激的。
否定者更提出这样的观点：浮夸，可以说是中国的大传统。不仅文学作品、家乘野史难免浮言妨真，正史也一样地“惩”恶“扬”善，掩盖事实真相。赞美一个循吏良臣，动辄什么弊绝风清，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所谓“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也不是粉饰太平的御用文人吹得那么好。持此论者分析道，浮夸的传统之所以“源远流长”，久盛不衰，在文学家，是为了增强作品感染力，强调、渲染得过了头；在谋士纵横家，是为了互相标榜，引起人主的重视；御用文人，则是因为人主乐于颂圣，为他“润色鸿业”，可分享一杯羹。
这里，说着说着，竟涉及到中国传统的大问题，中华文化的大问题，内中有数不清的分歧以至对立的观点。如果再来一个中西比较——中西伦理道德比较，中西政治制度比较，中西文化、文学、文字比较，应该是很有趣的。可惜本文只是一些杂乱的随想，这些问题就留待以后有机会再讨论了。
有一副长联，由窦垿撰文，何绍基书写，把岳阳楼千古兴衰展现得淋漓尽致，亦依稀表达笔者此刻的某种心情：
一楼何奇？杜少陵五言绝唱，范希文两字关情，滕子京百废俱兴，吕纯阳三过必醉，诗耶？儒耶？吏耶？仙耶？前不见古人，使我怆然涕下！
诸君试看，洞庭湖南极潇湘，扬子江北通巫峡，巴陵山西来爽气，岳阳城东道崖疆。潴者！流者！峙者！镇者！此中有真意，问谁领会得来？
（2005年11月12日完稿于澳大利亚悉尼，发表于《澳华新文苑》第190、193-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