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坡劳恩林中山丘上的一个雷电交加的闷热的日子。我出生很顺利，我的出生给我年轻的母亲和露斯姨妈带来极大的快乐。我的祖母，孤独、到处乱走，除了对我一条腿上那个紫色的胎记表现出像孩子般的惊异之外，对我的降生没有多大兴趣，路德维克舅舅诊断那胎记是先天的，将伴随我一生。他向母亲提出他能否对我的发展和游戏进行研究，她答应了。我想她很难拒绝，因为我们的安全整个掌握在舅舅手中。

当1975年露斯姨妈告诉我关于我的婴儿时期的事时，她可能希望能点然起我自己的回忆。也许她做到了。但是我认为她更像是因为在那以后逝去的十八年中，我的思想和她在那个诊所里的故事已经融为一体，密不可分，而我现在可以加以消化吸收，虽然只是回忆。对于路德维克舅舅我没留下清晰的形象。作为一位儿童心理学家，他在那个诊所里六年的工作，和三名四到七岁的禁闭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打交道，这对他有极大的帮助。他的分析方法，露斯姨妈解释说，已成为弗洛伊德和克莱宁两人的技术的结合。

三十年代世界心理分析中心是维也纳的弗洛伊德学校和克莱恩在伦敦建立的学校。在前一世纪的后期，弗洛伊割发展了心理分析学来研究癔病，他采用两种基本理论：婴儿性征，以及每个人都存在下意识，它在梦中、语言中和行为中表现出来，并可以在有意识的工作中观察到。

1918年，梅兰尼-克莱恩在弗洛伊德的鼓励下用他的理论先对自己的女儿做分析，然后分析其它儿童。到三十年代后期，她和我那了不起的舅舅路德维克以及其它人用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做实验，他们的研究是錾新而令人鼓舞的。在德国和奥地利，克莱恩的创造被质疑，她迁到伦敦，那里她的同行们思想更开放，更相信对儿童研究的重要性。是斡兹渥斯，而不是弗洛伊德，提到了维也纳。他写道，“儿童时期影响人的一生。”

克莱恩最长的一项分析研究是一个单一的有神经疾患的孩子，进行了两年，研究开始时那个女孩子六岁。路德维克在诊所里负责各个年龄段的孩子，根据他们的特点和状态，孩子的家长从不打扰或妨碍他。和克莱恩相似，他相信他对这些孩子家长的工作只有他自己扮演家长的角色才能成功。也和克莱恩相似，他的目标是通过对他们心理上的暴发和游戏的方式向其注入原始的要素。路德维克会记录下儿童们说的任何话，无论它们如何琐细或令人不愉快，因为他相信一切表达都能让他进入他们的潜意识中。

他把一套编号的对象或玩具用于所有的游戏中，一次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这些物品包括铅笔和纸，水壶和水，还有剪子。他会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记录下孩子的每一个动作以及他们的脸部表情。他的专长在于解释每个孩子复杂的内心世界中现实与幻想的互动。

当时这些盖世太保的孩子们都都已经经历了他们的早期儿童时代，而路德维克仍然需要观察他们的幼儿行为，因为他相信从几个月的婴儿时期打上的大部分心理烙印是关键的依恋所在，或者说固有症结。因此，有一段时间，我本人也被当作一名‘路德维克儿童’派上用场。他把我对玩玩具的反应称为正常婴儿反应，并把我与那些有心理障碍的儿童进行比较。

他的挂图上展示一幅用不同颜色的线条组成的画，上面是一的巨大的蜘蛛网，用以描绘出正常的和神经质的行为模型。瑞斯和露斯姨妈在傍晚常常常有许多兴高彩烈的谈笑，使他能总结一天的工作，这样她们明白了他究竟在干甚么。结果是，到哪里他都成为最富有智慧的分析家。

露斯姨妈曾告诉我，她在诊所里的几年中经常在路德维克舅舅的收音机里收听BBC的广播。1940和1941年，都是对纳粹有利的消息，即对我门不利的消息。由于我们无法分清由国家控制的德国广播频道内容的真假，我们就从遥远地方知道更多的战况报导，比我从坡劳恩获得得多，比如从克里特。之后，在1941年的冬天，亨利希-梅堡医生遇到了路德维克，当时后者正与瑞斯一起出去购物。

他们回来时路德维克告诉我们许多事。两个月前所有的犹太人被命令在衣服上标上一颗黄色的星号，而在坡劳恩的街上，他没有看见一个犹太人。

他说所有的犹太人都已被驱逐出家门集中到城里的四个犹太人区。只准他们随身带被褥，一些锅碗杯碟之类，少量衣物。所有其它财产都被盖世太保没收了。正巧那里的犹太人正在被一批批赶往死亡集中营。他们始终处于恐惧之中。这些犹太人住区包括一些厂房，水泥地，渗水并长着青苔的墙面，残破的窗户。所有的犹太人，从婴儿到九十多岁的瘫痪的老人，都不得不住在这里。一个纳粹军官首着入口处，每个人一天只能进出一次。在坡劳恩还有宵禁，很少有时间出去获取食物。凭犹太人配给卡只能得到白菜，土豆和黑面包。

路德维克说着亨利希告诉他的话，一边掰着手指头。“在坡劳恩禁止开车和打电话、读报纸、收信件或者在除墓地以外的公众场合聚会。我们这位好市长尤其恨混血儿，他禁止把他们埋葬在坡劳恩的任何一个基督徒墓地。若是犹太人离开聚居区去看朋友或者取他们的配给品，无论到哪里，他们不受任何法律保护，在霸道面前全无公正可言。许多人光天化日之下被毒打，没有人相助。在战时SA风暴突击队的罪证较少，而希特勒青年团员在大街上咆哮，制造犹太人流血事件。

姨妈问在坡劳恩是否有人非议这种不人道的行为，他的回答就一个字：没。根本没有。像亨利希那样的人太少了，他也只能把他的的医疗技术偷偷地用在重病的犹太人身上，使他们沉默下来，否则他自己也会被送往集中营。许多原来有同情心的德国人，由于恐惧向纳粹屈服了，其它的则贪婪地以低价或没收的手段掠夺犹太人的财产。大多数人看到所发生的事情，只是耸耸肩扭过头去。这是七千九百万德国人中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情形，不仅是坡劳恩的公民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