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数学向来很好,领导人往往把数据背得滚瓜烂熟。来访的各院校的代表团经常会问我们的校长或领导一系列有关学院数据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令他们张口结舌。比如:贵校校园面积有多大,建筑面积有多少万平方米,师生之比是多少,教师中高级、中级、初级有多少…?

这些数据也常写在他们带来的学院介绍的小册子中。在澳洲学院印制的类似的小册子中,我至今没有看到有这些资料。人们常说中国学校现在很重视硬件,我看是重视到了以数据进行攀比或评比的地步了。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中国某重点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副院长问起我校图书馆的藏书有多少万册。

校长只能尴尬地坦承不清楚。接下来我带领客人去参观本校区的图书馆,并告诉他们我们有七个校区,这是较小的一个,每个校区都有图书馆,全部计算机并网,并且同整个昆州职业技术学院集团的其它学院的图书馆并网,还能查阅市图书馆和州图书馆的藏书,一旦学生需借的书本校区的图书馆没有,可以从其它校区、其它学院调用,甚至请市图书馆支持。这样的图书系统,我们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了。

讲到这里,客人们已经觉得,一个学院并无必要拥有庞大的藏书,并以藏书数目为炫耀了。

的确,我们这个校区的图书馆并不大,估计不过五六万册藏书吧,加上各种多媒体音像数据。

那天客人们正好看到对他们非常新鲜的我们图书馆每年定期若干次的淘汰摆脱旧藏书的现象, 即图书馆定期进行清点,淘汰陈旧的书籍。在图书馆内的若干条长桌上,摆着成千册各种图书,有技术的、各种专业的参考书或教科书、还有文艺书籍,如小说、美术画册等。这些书,全校师生员工甚至过路居民(学院图书馆亦向小区开放)都可任意取走,完全免费。我本人就每次都挑选一些取走。不久前我拿走了澳洲著名作家像怀特、劳森等的小说、短篇小说选,还有我1980年代在中国时很爱看的著名美国科幻作家阿西莫夫的原作,共十五本。阿氏的作品从1960年代起风靡全球。中国的文化革命使她同世界脱节隔绝二十年,所以我们是1980年代才看到他的作品的中译本的,我本人也翻译出版过阿氏的著作《数的趣谈》。想不到在这里我可以不花分文拿走他的五本英文原作。

我鼓励代表团的团员们挑一些他们感兴趣的书拿走。可惜这些院长、系主任、教授都不会看英文书,只有外事办主任那位女士,挑选了三本拿走。

我告诉他们,这个传统据我所知已有十多年了。八九年前,已故昆中理事会主席、前副州长伯恩斯先生支持上海和江苏的高校两个英文图书馆,每馆数千本英文原版专业书籍,就是从我们的职业技术学院系统图书馆的淘汰书籍中选取的,这些书填补了中国高校图书馆在英文专业书方面的巨大空缺。

我告诉他们,在信息爆炸时代,知识每过三五年就更新一代,一些书很快就会陈旧过时,图书馆保存庞大的藏书意义不大,还得花费很多人工管理、占用庞大的建筑面积储存。同时,许多资料都能从网上找到。我们的学生一旦入学,就能从学院的学习资料网络免费下载大量相关的学习和参考数据,图书馆成了学习管理中心,我们现在称之为学习枢纽。1990年代中期以来,每位入学的学生都可以免费上网,有自己的邮箱地址。中国院校花这么多钱搞藏书数十万册的图书馆,不如省下些钱来搞学习数据管理体系,让所有学生在图书馆免费上网。英特网在世界普及已有二十年了,中国高校教师同我们联系还得使用自家付费的英特网服务而非学校付费的统一网络,这方面中国高校落后澳洲约十五年。

那位副院长很有感慨地说,他们学院评上了示范院校的称号,其中一条标准是学院的藏书应达每名学生平均60本才够格;学院16000名学生,学院藏书应达近百万册,学院图书馆其实没这么多书,于是动员教师把自己家中的教科书、参考书都拿来暂时借给学校,终于凑足数达了标。看来中国教育界在学院建设或评比中,形式主义、追求表面仍然十分严重。

硬件当然并非不重要,但理念的创新或更新更重要得多。这是中国各界都需要认真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