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一系列故事发生时，我正好不在我所。前面已说明，开始我在3527 工厂搞四清。四清工作队撤出后，我没能立刻回到我原来的605 所，又被调进了刚刚成立的天津军工系统文化革命办公室。办公室在泰安道10 号军工党委的办公楼内，晚上则住在对上市委大院后面的平房内。可这个办公室刚成立不久，即发现该“办公室”纯粹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御用工具”，不光领导不了各个单位的文化革命，还有被人家造反的危险。好在这个机构才刚刚成立不久，没干过什么事，也就没有什么“罪行”。开始时还听听下面反映情况，也不敢表态，后来连反映情况的事也没有了，我们也就落得清闲，东游游，西逛逛打发日子。
这样在军工党委混了几个月，实在无聊了才回到我们所内。这时我们所文革刚开头的风暴已经过去，对立的两派已经形成。笔者说别人都是投机分子，这并非是笔者“站着说话不腰疼”，其实笔者也不“清高”，再说那时是容不得逍遥派的。我虽然迟到，不还得接着“投机”不是？恰在此时，天津驻军进驻我所“支左”，前面说到有66 军许诚和侯仪贤与天津警备区的关系，“支左”的部队进所后一屁股就坐在了“造反团”即保侯仪贤反对黄华、李魁年的这派一边。在这股强大东风的影响下，我也就一不做二不休地加入了“造反团”这个组织。
于是我也就与李魁年有了一个特殊的机缘。我们这派既然是反对黄华、李魁年的，那就必须要搞他们的材料，搜集他们的罪证，最后能把他们打倒、搞臭，这才是我们的胜利。一天，我们造反团的头头找我，问能不能到山西出趟差去搞李魁年的调查。我表示愿意去，因为乐得到外地转一转，吃住还能报销。这趟差回来后，我又为搞李魁年的调查去了一趟四川。下面我集中谈一下我所了解的李魁年的情况。
我到605 所时，李魁年大约50 岁左右，长得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很有风度。只是满头白发。那时因为我们造反团要打倒他，因此都叫他“李白毛”。其实我刚来605 所时，对李魁年有很好的印象。可文革开始后，因为派性的原因，也就在心底里以李魁年为“敌”了，人心竟然是如此地脆弱。我也因此带着“敌情观念”投入到对于李魁年的调查之中。
1936 年日军已经挺进卢沟桥边。这时盘踞在山西的军阀阎锡山受着多方势力的压迫：日本人的威胁已经近在眼前；他还必须提防蒋介石把他吃掉；而黄河的西面，又是经过长征刚刚来到的共产党势力。权衡再三，阎锡山决定与共产党合作，进行联共抗日。共产党决定派遣也属山西籍的，刚从北平反省院出狱不久的薄一波与阎锡山合作。先搞了一个抗日救亡的群众组织叫做“抗日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之后又搞了一个“抗战决死队”，作为“牺盟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这杆抗日的大旗一举，立刻引来了大量的热血青年。没几个月，牺盟会已发展到数十万人，而“决死队”最终发展到四纵50 团7 万余人。 “牺盟会”和“决死队”虽然是阎锡山和共产党结合的产物，可领导权全部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以致后来“决死队”最终与阎锡山反目，“决死队”后来又并入刘邓的129 系列，这是后话。
李魁年便是这些热血青年中的一个。他那时是一个高中生，有文化当然进步也就比较快。 1943 年初，他已是文水县的县长了。当时的文水县的云周西村，那个村里有一个当时才11 岁的小姑娘，叫刘胡兰，参加抗日活动十分坚决、勇敢。李魁年常为她及其他的进步青年讲革命道理，讲英雄故事，就这样与这个小姑娘有了很好的关系。 46 年李魁年结婚，刘胡兰还前来祝贺。可就在这不久的1947 年1 月12 日，在残酷的斗争中被阎锡山当局杀害，年仅14 岁半。又因为毛泽东的“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题词，让刘胡兰的名字永垂不朽。李魁年算是借刘胡兰的光，也在与刘胡兰有关的文字中，留下了他的印记。
在李魁年当年的同事、战友中，还有一个人值得一提，这就是在毛泽东死后有幸接过中国党、政、军大权的“英明领袖”华国锋。李魁年是文水县县长的时候，华国锋是邻县交城县的县长。 1949 年国民党从中国大陆败退到台湾后，随着共产党各路大军南下，华国锋到了湖南，到了毛泽东的老家湘潭当县委书记，这就为华国锋日后能得到毛泽东的青睐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缘。而李魁年，则随着南下大军来到了四川，当了川北大县----- 金堂县的县长。
李魁年的搭档是县委书记杨廷秀，为挖掘李魁年的“罪行”，我曾南下成都、重庆调研。找过不少的人谈话，倒是这个杨廷秀给了我极深的印象。这时杨廷秀已经是成都量具刃具厂的党委书记。成都量具刃具厂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建的一个很重要的大厂，厂房和设备都很先进，可当时的党委书记杨廷秀却住在一间草房里。我们找杨廷秀谈话，也就在这间草房子里。住在这间草房子里的还有他的太太和孩子。那时厂里已经陆续盖了些房子，改善职工的居住条件。可杨廷秀表示他要待全厂职工搬进好的房子后，最后一个搬出草房。杨廷秀个子不高，人很精干。他对与李魁年共同任职金堂县的经历，也有不错的回忆。本来是带着“敌情”观念去收集李魁年的“罪证”去的，可碰到杨廷秀这么一个给了我很好印象的“走资派”，又由于他的介绍，我对李魁年反增加了不少好的印象。
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重点发展重工业，李魁年又被调往中央西南局管理煤炭事业（具体任职我记不得了）。 50 年代后期，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李魁年又被调到位于北京郊区第15 研究所任党委书记。 60 年代初期又调到我们605 研究所任副所长。这是一个不很打要的职务，书记、所长、政治部主任权势都在他之上，所以他也就不大显山露水了。 65 年四清运动，以后又连续10 年的“文化大革命”。文革期间他是我们“造反团”要打倒的“走资派”人物，我为他的事情只是分别到山西和四川出过两趟差，以后成立专案组我就没有参加了。搞他专案的人还有很多，包括“造反队”（保他的那个组织），调查人员最远的到过西藏，找过的人中有华国锋、康世恩等不少的人，可最后也没挖掘出什么“罪行”，就不了了之了。
整个文革期间，李魁年算是没受什么皮肉之苦，黄华也没有。而我们“造反团”要打倒的当权派中，原保卫部部长王小林因为态度“极端恶劣”被打得够呛。他们“造反队”要打倒的侯仪贤也受了不少的罪，不过这两人总算是挨过了文革的磨难，也算是万幸了。
文革期间我们所还是死了7----8 个人，都是在工宣队进驻期间深挖“阶级敌人”，一些人受不了强大的压力“畏罪自杀”而死的。这些人不属于当权派，此处就不表他们了。
李魁年以后就老了，也就退回了历史舞台。退休后，他回到了他的原籍山西。后来听说他去世了。
2014 年 3 月 10 日于奥克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