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下）童年回忆之十五
傅金枝
郑老师家裡有老人、太太和四、五个孩子，还种着十几亩的地，家裡也够忙的，生活也不富裕。可郑老师从未因为家裡的事影响过教学。由于教学认真，学生的学习成绩也很好，因此郑老师在我村很受村民的尊敬和爱戴，在附近周围各村也都有很好的口碑。他在我村教学共有 7 — 8 年的时间，后来调到别的村去了。到了 61 年的困难时期，他退职回家了。他退职的原因是当时国家出台了一个政策：教师如果退职，国家可以给你一笔退职费。大概家裡实在是过不下去了，此时此刻一家老小的生命最要紧，拿到一点钱先把眼前的灾难跨过去再说，于是忍痛把工作丢了。
这项政策的製定者我想一定是陈云，困难时期为给别人擦屁股，出了不少类似的点子。同样的戏法在改革开放时期又上演了一次，这次的导演者是朱鎔基，他给国营企业的职工一些钱，叫做“买断工龄”，就这样打发他们回家了。其实对中国近代、现代的各号人物，陈云尤其是朱鎔基，是我最钦佩最尊敬的两个人物。要不是有人製造出三年的大饥荒，陈云又何必做恶人，出此下策？要不是几十年来中国产生了那麽多“国”字号企业，毫无效益甚至什麽产品也做不出来，一大帮人在那溷吃等死，没完没了的吞噬国家的资源和资金，又毫无顾忌地向周围散发着污染，朱鎔基又怎麽会下决心整顿这些国营企业，忍心让这些还要养家煳口的职工丢掉饭碗？
一间教室裡坐着四个年级的学生，由一个老师上课，那可够乱的。授课的方式是给一个年纪上课，其他三个年级自己温习或者做作业。现在的人对这种情况可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可我们那个时代我们那个地区，所有的村庄都是这样，也就不觉得这样有什麽不妥，反而觉得理应如此。其实老师在给别的年级上课时，学生也不总是老老实实地温习自己的课，竖起耳朵来偷听别的年级的课那也是免不了的事，我就经常这麽做。管它是那个年级的课，既然在同一个教室裡，听得见又觉得有趣味，也就听了。如今回想起来，这种情况对于学生接触更多的知识，是很有好处的。
那时教育经费很紧张，郑老师也很穷，学校裡没有表，郑老师也没表。何时上课，何时课间休息，何时放学，都是郑老师估摸着来。郑老师常常在上课以前，先不照本宣科，而是先信口开河、海阔天空地随便给全校学生讲上一通。此时他会把他不知从何处得来的五花八门的知识讲授给我们：什麽孔融让梨、孟母择邻、悬樑刺股等等；还告诉我们地看着这麽平，实际上是个大圆球，你如果一直向东走，会在西面回来，还说美国就在中国的反面；还告诉我们近大远小的道理，还举例说，人们看着太阳只是个碗口大小，实际上如果掉到地球上，比磨盘还要大哩；还说星星都是温度很高的火球，有一年一颗星星掉进太平洋中，太平洋的温度竟提高了 40 度！
郑老师还讲各个国家的军队的情况和水准，他说空军是英国最厉害，海军是美国最厉害，陆军是中国最厉害。还说中国的军人既能严格执行纪律，又能聪明灵活地掌握。他说世界上曾经做过这样的实验：各国的一排士兵面向大海齐步走，军官喊着一、二、一 ……. ，走到海边军官仍不喊停，德国士兵就一直走进大海直到淹死为止；而美国大兵就停下来不走了；而中国兵则在海边排成整齐的一排，原地踏步不止。
郑老师还给我们讲日本鬼子是如何地愚蠢。他说日本鬼子在中国吃饺子，竟然不知这饺子中的馅是如何跑进饺子裡边去的。后来我给老家是四川的太太讲这个故事，我太太则告诉我这个故事她小时在四川也曾听到，不过讲的不是饺子而是汤圆。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我们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编造出这样的用以自慰的故事并且能因地制宜地将内容稍加改造。
郑老师的故事极大地扩大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知道了我们身边以外，以及我们念的书本以外的好多的知识：知道除了我们地区一望无际的平原外，还有高山和大海，并且地球上是三山六水一分田。不过这山是什麽样子，这大海是什麽样子，郑老师却是描绘不出来，因为郑老师也从未走出平原，见过高山和大海。他还讲世界上除中国外还有许多国家，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世界第一，不过还有个苏联比中国还要大还要好。并且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人们的生活都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牛奶麵包；我们要向苏联学习，苏联是老大哥，我们是小弟弟；苏联总是无私地援助我们，我们中国和苏联的友谊坚如磐石。我不知这“磐石”是什麽东西，不过郑老师一说到“坚如磐石”，我就想到磨麵粉的大磨盘，那傢伙个头很大，也坚硬得很。
回忆我在本村小学几年所学到的知识，搬着手指头数一数，到底有哪些知识是从课本上得来的（儘管还是通过郑老师的口授），有哪些根本不是课本上有的，而完全是郑老师一拍脑门任意发挥的？实事求是地说，郑老师信口开河胡乱讲的那些看似乱七八槽的知识，远比课本上的知识丰富得多，重要得多，对孩子的成长所发挥的作用也深刻、深远得多！儘管郑老师由于其知识面的限制，讲的东西有些是错误的，我上面所列举的例子，也不避讳这些，并且是有意识地多讲了一些。但是瑕不掩瑜，教育的要义是设法让孩子掌握尽可能丰富的知识，开阔孩子的视野。有个别的谬误也没多大关係，以后有了正确的谘询，孩子自会纠正过来。再说中苏友谊坚如磐石这样的笑谈，以及后来那些反过来掉过去自打嘴巴，让人笑掉大牙的政治课，不还是讲了几十年？这些重大的错误又是郑老师如何避免得了的？郑老师传授知识的方法是极为正确的，是深深地符合教育的要义的。我村的孩子受郑老师教育，是十分幸运的。
最糟糕的教育方法是一学期让孩子捧着一本书，数十篇文章，折腾来折腾去，做没完没了的分析解读，又弄出一些标准的答桉让孩子背，一个标点也不能错。费了老鼻子的劲，却没有什麽实际的收穫，顶多学会了些对付考试的垃圾技能。如今书多了，有精力让孩子多读一些书多好，一般的书读一遍有个印像或有点收穫就行了，好的喜欢读的读上个三遍五遍，甚至十遍八遍，诗歌或警句更应背过，这才是好的学习方法。
由此我也突发奇想：如今中国的中小学教学，如果在一堂 45 分钟的课中，尤其是在语文、历史、地理、政治等科目中，限制老师按着课本的内容只能讲 20 分钟，其馀的 25 分钟必须由老师自己“胡说八道”，甚至把家中与老婆吵架的事拿来给学生讲一讲也没关係，也允许学生髮问或辩驳，这样的教学方式要比老师必须照本宣科一字不差，学生必须死记硬背一字不拉，效果要好得多。或者乾脆就没有固定的课本，而是由授课老师自找教材或者乾脆自编教材，自己想怎麽讲就怎麽讲。果能如此，中国的教育事业定会有极大的改观。不过这事关係重大，我老人家说了也不算数，大概袁贵仁们说了也不算。应试教育的种种弊端严重地阻碍着中国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可是要改起来，太难了！
2015 年 2 月 12 日于奥克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