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网友：老李侃刀    发表于：2015-07-11

毛泽东发动文革，对全国政权实行自下而上的全面洗牌，是政治斗争的一个战略举措，为此中国的绝大多数干部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磨难，甚至还有一些人被迫害致死或自杀。连刘少奇、彭德怀、贺龙这样位高权重的高层领导都自身难保，做为天津某单位一个小小的当权派，父亲自然也难逃这一劫。说起来，父亲也曾逃过一劫。1957年反右派时，父亲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上面要求党校学员给党提意见，大家都是干部，自然是当仁不让。因此，在一次2、30人共乘一辆客车外出参观学习时，借着途中来回有两个来小时的机会，组织者就让大家发言。好家伙，都是党员干部，人人积极踊跃发言，个个都是长篇大论，大概也是为了显示知识渊博、能说会道的水平吧。尽管父亲也是能说的，也很想发言，但无奈总是落后半拍，被别人抢先得到发言权。父亲想，算了，等你们讲完了，总会轮到我说话的机会吧。谁知快轮到父亲讲话了，客车也开回到中央党校了，客车座谈会也随之结束了。这情形着实让父亲郁闷了几天。哪知风云突变，之后开展的反右斗争运动，让那些发过言的人都不同程度的吃了苦头，唯独父亲在心里暗暗庆幸，呵呵，幸亏没轮到我说话啊。 造反派夺权、抄家、批斗还能理解，但让人不理解的是，为什么有人要置他于死地呢？后来我才知道原因了。单位里的造反派分成造反队和造反团两派，造反队是保护单位几名领导包括据父亲在内的一派，造反团是保护单位另一名领导的一派，这两派互相攻击，都自诩为是最革命的造反派，保卫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并激烈指责对方是保皇派。为了证明本派的正确性，他们就拼命寻找对方所拥护的领导干部的缺点，想方设法的证明对方保护的领导是执行反动路线的坏人，是反革命。抹黑了对手，就证明了己方的正确。父亲从北京调到天津某单位才一年多，为人正派，也许因为性情耿直得罪了人，但他是为老百姓办事，都是做好事、干实事，和人并没有结冤仇啊。他的工作范围之一是管后勤、管行政，后勤工作就有管理职工食堂和职工住房的内容，为了让职工吃好，可以说父亲是尽心尽力，想方设法改善、提高食堂伙食，增加饭菜花样品种。关于住房问题，据在天津的一位同学告诉我，他知道我父亲做的一件事：文革前，有一位老工人一家几口人挤住在一间不到20平米的房间，得知单位有空房屋，便找到行政房管科请求解决住房问题。房管科科长不顾那位老工人的苦苦哀求，就是不同意，说空房子是给其他人准备的。说到后来，那个老工人竟然给科长下跪，那个科长仍是铁石心肠不同意。恰好父亲有事经过那里，看到了这一幕，很是震惊，当即严厉批评了这个科长，并当场要求科长必须把这间房子分给这位老工人，解决他的住房困难问题。还有一件，单位分来了一位学文科的大学生，但好几个部门都不接受他，原因在于这个单位属于国防科工业，搞科研的，他们需要的是理工科的大学生，而文科生挤占用了名额却没用。在那个新分配来的大学生彷徨无计的时候，父亲知道了这件事，说你们不收我收！马上把他安排到行政处工作，为此那名大学生在心里很感激父亲。文革结束后，那名大学生调到了天津某部门，后因工作出色，不断进步，最后调升至国家某重要部门的负责人。80年代中期，他到山西视察工作，和有关部门谈完事情后，第一件事就提出要去探望在山西交通厅的老领导。其实，这种事在50年代中期父亲也做过，那时父亲在四川某煤矿工作，有一位技术员是某名人之后，但单位里不受重用而被边缘化，父亲知道后就重用他，使此人感受到重视的温暖。如果仅是贴大字报、批斗、抄家也就罢了，后来就发展到殴打、逼供，甚至捏造。造反团这一派有些打手式的人物，每有行动就会冲杀在前。有一次造反团对父亲进行游街批斗，那几个打手怕别人看到殴打的场面，便动用10多个人将父亲团团围住，里面有人拳打脚踢，直到把父亲打倒在地。我大姐知道了，赶过去想扒拉开那些打人凶手，但一个10多岁的女孩子能有多大劲啊？怎么也拉不开那些五大三粗紧紧围挡的家伙。她只能从那些人的腿缝看到一点凌乱的踢打情况。父亲很快就被这些暴徒打昏了，这些暴徒也怕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人打死，所以这才罢手。有几个好心人把昏迷不醒的父亲抬回家里进行施救，这是我亲眼所见的情景。这还不算，造反团办学习班把几个当权派及所谓有历史问题的人集中关在一起，每天进行审讯，交代问题。到了这里，打手们就敢放手开打了，因为没人看见了。据父亲后来讲述，最厉害的一次是父亲遭到打手们的一阵拳打脚踢，其中一个地痞下手最狠，父亲突然感到胸肋一阵疼痛，是那种钻心的疼痛，接着，父亲就被打昏过去了，打手们用冷水把父亲泼醒后又继续审问，觉得回答的不好，又继续打，父亲又一次被打昏过去。再次被冷水泼醒后，父亲闭着眼躺在地上不动，一是要拖延一下时间，二是想借此舒缓浑身的疼痛感。几个打手看到父亲没醒，又继续泼水，见没反应，有人嘀咕：也该醒了吧，是不是装死？ 那个打人最狠的地痞骂骂咧咧的说：他妈的，装死啊！再装我就用尿滋你！ 说着一边解裤带一边朝父亲那边走。对地痞这种做法，连其他的几个打手都看不下去了，就说他：哎哎哎，有女同志来，不好看啊。 附近屋里是有造反团的女性在，而且也确实有个女子说着话往这边走的声音，因此那个地痞这才嘴里不干不净的系上了裤带。文革后期，父亲平反解放出来继续工作，有一次在医院做X光体检，医生告诉父亲，你有一个肋骨骨折过，不过已经接上了。父亲立刻想到了那次遭受的毒打，以及那个地痞的毒手。文革结束后，因这个地痞作恶多端，他们内部就有人举报了此人的种种恶行，有关部门成立专案组对此人进行调查，此时父亲已经调回了山西，专案组专程来山西找到父亲，就那个地痞当年打人滋尿的事进行核实，父亲如实地告诉专案组的人，那个家伙是想尿但没有尿成。专案组的说，嗨，你这句话等于是给他减轻了一点罪责，如果他要是真尿了，我们肯定会考虑这个情节给他量刑的。 面对这帮打手越来越凶狠的逼供和毒打，父亲觉得这帮家伙完全是置人于死地，绝不会善罢甘休，在这样下去非被打死不可，因此决定不能在这里待了，便提出要回家换洗衣物。被关进学习班的人每隔一段时间就让回家一次，换衣服、拿东西什么的，时值秋冬换季期，身着单薄的父亲提出的要求很正当，这帮打手就同意了父亲的要求。父亲回到家后，立即实施了他已经想好的计划。他带上钱和全国粮票，戴上一顶帽子，戴上口罩，又围上一条围脖，让家里人侦查到前后屋没有可疑人盯梢后，于傍晚时分从家里的后门绕道悄悄的走了。造反团的打手们很快就发现父亲如黄鹤一去不复返，跟他们玩起失踪的游戏后，怒不可遏，立即满世界的张贴通缉令予以捉拿。在那社会秩序混乱的年代，隔几天就能看到大街上的电线杆上、墙壁上张贴着捉拿某某人通缉令，人们已经见怪不怪，根本不当一回事了。而且人们的是非观念已经变了，捉拿的一方不一定是好人，被捉拿的一方不一定是坏人，没人关心更没人举报。父亲第一步先去了市里的一位老战友家躲避了几天，等造反团抓他的风声缓下来了，第二步就坐上火车直接回到了山西的老家。跟日本鬼子打过游击的父亲，做这种简单化装的把戏是轻车熟路，对付那些造反团的打手是游刃有余。父亲在农村老家过了大约有半年以上的安稳日子，等到单位秩序逐步稳定了，父亲在单位内的几个心腹，来信告诉父亲说，现在各省市建立了革委会，文革运动已经到了斗、批、改的下一个阶段，你已经靠边站，没有事了。父亲这才安全的回到了单位，果然两派都忙于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等事物，不再管这些已经被打倒的走资派了。后来有人戏称斗批改是逗孩子、劈木材、改善生活。又过了一段时间，父亲历史清白，证明没问题，被解放出来又能工作了。这样父亲又工作了几年，不过他心里已有了去意，不想在这里干了，但去什么地方，当时也没想好。但父亲在调离前至少做了两件事，一个是修好了一条路，二是修建了一个幼儿园，这下连那些批斗过父亲的造反团的人，都称赞父亲是个办实事的人。父亲知道二机部在内蒙有个单位有空缺岗位，上级领导也有意让父亲去，父亲去了一看，荒凉落后，遍地黄沙，感觉不好，立刻打消了念头。事情到了1973年，二机部在山西某个单位空缺了领导，部领导先后找了好几名干部谈话，让他们赴任，那几个人一听是山西，都摇头拒绝了，原因很简单，一是山西是内陆地区，各方面条件哪能比得上北京、天津；二是山西那个单位秩序混乱，文革中还闹出过人命案，情况复杂。二机部刘部长为此有点着急了，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人去那个单位的话，就该考虑是否撤销那个单位，而撤销那个单位，则又面临着一连串的问题。刘部长调出二机部司局级干部档案一个个的翻看，忽然发现父亲是山西太原藉，因此找到父亲说：老李啊，我知道你是山西人，现在在太原某单位有个空缺，那可是你的老家啊。离开家乡那么多年了，你愿不愿意回去工作？去不去随你，我不勉强，你考虑考虑，可以去看看嘛。 刘部长吸取了以前的教训，以和蔼的口气与父亲商量，又打出回家乡工作的人情牌，果然奏效。人岁数大了就有落叶归根的想法，加上父亲对山西那种早有的感情，不免心动了，但他既没有同意也没有拒绝，只是说以后再说，以后再说。刘部长见父亲这个态度觉得有门，便盯住不放了，时隔不久又找到父亲再次说起去山西工作的事：哎，你可以先去看看啊，觉得不行你就回来嘛。 这下父亲不再推辞了，抱着去看看的态度走一遭，如果不行就权当是一次旅行。上次逃难回家，至今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谁知他一去就陷进去了，那个单位的人把父亲看作是新调来的领导对待，请示汇报不说，当即把他推到了主持工作的岗位上。而父亲又是那种敢作敢当、喜欢实干不喜欢空谈的人，明知那个单位复杂，太原也比不上北京、天津，既然来了，也不推诿，就在这里干下去了。结果天天忙得团团转，费了一番努力，终于使那个单位的工作和秩序走上正轨。他夏天去的太原，到了秋冬季节，才想起通知家里赶紧给寄冬衣 太原这个单位情况复杂，原因在于两派人马从五七干校回来，历史矛盾没有解决，继续纠缠不清的延续下来，影响着单位的方方面面，更糟的是四人帮还在政治舞台上操控着国家大局，社会秩序不稳定，谁要搞好工作谁倒霉。邓小平出来搞整顿，虽然立即见到了成效，赢得了民众的欢迎，但立即遭到四人帮的批判和中央的罢黜。因此，一心想管好单位工作，恢复正常秩序的父亲，既遭到底下小部分派系斗争的捣乱，又受到上面山西省与国家部委矛盾斗争的挤压，就成为必然。这样磕磕碰碰的干了几年，到了1978年，父亲再次休息了，说是休息，不如说是下岗了，就是让你脱离岗位，无官一身轻，在家无所事事。好在一年以后的1979年，罗贵波来到山西主政，那是父亲的老领导，曾经的上级，对父亲很熟悉。他知道父亲在山西，于是便对其他人说，李魁年在哪里？你们马上把他找来。老领导很了解父亲，知道那是个得力的干将，所以父亲很快又出来工作了，第一件事就是授命带着省委工作组到晋东南工作，这次父亲可谓是如鱼得水了，既有国家政策的支持，又有山西省领导作后盾，所以放手大胆的工作，大刀阔斧的纠正了那些在文革中造成的冤假错案，解放了那里的大批老干部，使当地的局面迅速为之改观，这一顺民心干实事的做法不仅赢得了当地人的赞誉，而且在80年代初胡耀邦总书记视察山西的时候，还受他的表扬，应该说，这也是父亲人生中得意的一笔。 说起来，命运本无常，人生多磨难。在文革这一劫难中，父亲总算是安然度过去了经受住了考验，比起那些死难和伤残的人来说，父亲算是幸运的。

中国城网友：老李侃刀    发表于：2015-07-11

你好，傅先生！我是李魁年的儿子，非常感谢你写的文章！愿和你联系，我的邮箱:liyuquan1955@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