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童年回忆之十三
傅金枝
河北农村的文化，既无法与大城市相比，也无法与江南的农村相比。我说一个指标大家就清楚了：直到解放后的 1952 年，我所在的交河县、以及邻近的东光、南皮、阜城、武夷、武强、献县（上述几县恰好将交河县包围起来）才开办了各县的第一所初级中学。我也一直把解放初期新的政府大力发展农村的基层教育，看成是共产党政权最大的德政之一。
说起“文化”来，我却越来越迷惑不解了。先是“文化大革命”，明明的是一种政治算计，非要说成是“文化革命”。后来又把风俗习惯都说成是“文化”，直至猫、狗也成了“文化”，拉屎、放屁也成了“文化”。 “文化”也就成了无论什麽人，都可以随意将任何东西，任何概念都装进去的“大筐”。
不过我还是死脑筋，我只把诗书、学问、科学、艺术一类的东西看作是文化。说起这些东西，当年的家乡虽然落后，却也有许多美好的值得回忆的地方。
本村小学开办在民国时期，解放前村上的男童，基本上也都能入学识字，而女童能不能入学，就看父母是否允许了。解放后则无论男童女童，要一律入学接受教育。而更早时期我的父辈们，接受的都是私塾的教育。当时不要说女童，男孩子也仅是部分的学童才能进私塾，这也要由父母的眼光和家中的条件决定。一般的在私塾读个三年五年，也就能识文断字了，读到这个程度，就算是个有文化的人了，就不必再往下读了。我父亲以及村裡多数人，也就是这个水准。
村裡除去这一帮半斤八两的“文化人”之外，还有几个大家公认的文化水准高的人，一个叫傅汉维，年龄比我父亲还要大上 30 来岁，还有一个傅宝明，比我父亲大 10 来岁，还有一个傅云章，一个张万祥，二人都比我父亲年龄稍大。傅云章与我父亲同辈，我因此叫他大爷（伯父），他家境并不富裕，但因为学习成绩优异，深得私塾先生的喜爱。后来先生转往外村教学，竟然也将他带在身边继续培育他。后来云章大爷在天津发展，解放初期与刘少奇的妻舅王光英一起搞天津工商联，出力良多，是天津市人大代表。我后来一直在天津学习、工作，时常去他家拜访、请教，深知云章大爷知识渊博，且极富正义感，又有很强的领导、组织能力。自然他在文革期间也受到冲击，十分不幸的是，文革动乱结束，他正好可以大干一场的时候，病魔却夺去了他的生命。追悼会时王光英曾前去祭奠、送别。
我们村这几位高水准的文化人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他们的毛笔字写得都很好。村民对他们的学识也难得说出个所以然来，而对他们的字都十分赏识。这些事情使我产生了这样一个印象，一个人的字写得好与坏对一个文化人的声誉至关重要。于是我也从小就注意将我的字写得尽量好些。可因条件的关係，我自小从未跟着任何书法家学过书法。退休之后来到新西兰，后来加入新西兰中国书法家协会，于是有人把我当成“书法家”，对此称谓，本人甚感惭愧！
那时的农村，书籍、读物很少，于是语言成了传播知识的重要手段。每个村庄也都有一些阅历相对丰富，知识相对渊博，又比较健谈的人，这些人也就成了村中知识的传播者。农閒季节在街头，夏天的傍晚在晾晒粮食 的场院裡，经常有一个或几个人在那裡海阔天空、夸夸其谈，而更多的人在周围洗耳恭听。国家、国际大事，各地甚至海外奇谈，历代忠奸相斗、朝代更替及妖魔鬼怪的故事，甚至张家长、李家短的琐事，就这样在人们中传播开来。这也成了当时当地农民们鞭挞丑陋、弃恶扬善、传播知识、资讯的重要手段。
值得一提的是戏剧，当时一些大的村庄，有自己的戏班。我们村很幸运，在我村周围不出两裡地，竟有两个村庄有戏班，分别是西邻军王庄和东南邻粗布刘庄。军王庄唱的是“落子”，粗布刘唱的是“荷花腔”。这两个剧种的名字我是照着读音瞎写，大概不对，在此只好当白字先生了。每当农閒季节或者有什麽重大节日，这两村就可能搭起檯子，唱上几天。当然两村离得太近，开戏的时间会相互错开，不会唱对台戏。一个村弄起一个戏班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有乐器、演员两套班子，而服装、道具、舞台搭建等一应事物更需全村人支持不可。每次唱戏，一般联唱七 ---- 八天，每天唱一齣戏。当时唱戏多以武戏为主，一个原因是戏班裡面没有女演员。大概是因为当时当地还比较封建，谁家父母也不愿将自己的女孩送到戏班与人搭肩勾背假扮夫妻。于是戏中坤角也一律由男士扮演，常见一个老得没牙的老男人扮演姑娘，一张嘴便见狗窦大开，真是滑稽的够呛。戏班的水准儘管有限，可是也给本村及附近村民尤其是儿童带来欢乐，为丰富当地的文化生活，功不可没。
我那时还小，舞台上的唱腔根本就听不懂，也根本就没听，只是看看比比划划地一些动作能猜出剧情也就可以了。我倒是十分喜爱戏曲中的伴奏，那曲调、那旋律让我着迷，尤其是粗布刘戏班中的那把板胡，让我永生难忘。戏班中的乐班，除唱戏时登台伴奏外，平时也经常被人请去为各村的红白喜事伴奏。
各种地方戏是中华文化的一朵朵奇芭。后来竟不被当年的政治所容忍，予以毁灭了。我们两个邻村的戏班解散，服装、道具烧毁了，如今再也恢复不起来了。可惜这麽美好的东西，非要贴上“封资修”的标籤，予以毁灭，这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我除怀念当年的地方戏曲外，我还怀念当年的一些歌谣。解放初期，一些时髦的、高档一点的消费方式慢慢地传播开来，而且一些人难免有“显摆”之嫌，于是有了这样的歌谣：
留分头的不戴帽儿
穿皮鞋的走高道儿
戴手錶的挽袖口儿
镶金牙的自来笑儿
当时农村裡已经有极少数的人骑上了自行车，于是有瞭如下的歌谣：
两个轱辘一架梁
上面坐着个武大郎
见了爷爷不躲道儿
叮铃咣啷地响铃档
尤其后两句“见了爷爷不躲道儿，叮铃咣啷地响铃档”十分地幽默、传神！当时农村中散佈着许多歌谣，很生活化，语言也很生动，也很有人情味。可惜这些美好的东西许多都失传了。而后来一些无耻的文人却又编造出许多“阶级斗争”的，“忆苦思甜”的歌谣，真让人噁心！
2015 年 1 月 24 日于奥克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