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和伯父们（童年回忆之六）----傅金枝
我的父亲弟兄五人，父亲最小，大伯父 19 岁上就去世了，他的事情也就一点也不知道了。
要说父亲他们弟兄四人（不计大伯父），必须先说三伯父傅德禄，他在其他几个兄弟中起着引领的作用。三伯父胆子大，长得一表人材，只可惜没上过学。日本时期，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运动先由保定地区发展起来，后渐次向其他地区发展，交河县受饶阳县的影响，也发展起了抗日的地下武装。三伯父是当地较早参加抗日武装的人之一。由于他的带动，二伯父和我父亲也参加进来，直到解放前，小小的仅有八十户人家的傅庄，竟有了 20 来个共产党员，连我前文说到的解放后被镇压的富农傅宝恆都是共产党员，在周围十几个村庄中是共产党力量最强的村。
三伯父当时在“区小队”，大概是个小队长一类的头头。他没文化，但是胆子大，很有个机灵劲儿，这正是在抗日对敌斗争的险恶环境中所需要的。我解放后才记事，而三伯父解放后就去天津当工人去了。一想到他，我就想起《新儿女英雄传》中的牛大水。牛大水（应该说是牛大水的原型）也是一解放就到天津当工人去了。幸运的是牛大水遇到了孔厥和袁静，二人把牛大水的事蹟演绎一番，传之后世。而我三伯父他们那些抗日的事蹟也就被历史淹没了。我的文章写到此处，三伯父的抗日的“英雄事蹟”竟然是一点也写不出来，我又不是孔厥、袁静，也不是在写“小说”，不敢胡编乱造。我倒是记得村子裡一段地道，那是三伯父他们开展“地道战”的一个见证。
三伯父没文化，解放后当领导没法当，跑到天津在一家工厂当了工人。去时也不知带上组织关係，后来倒是入党了，但人家没人拿他当成“老革命”。他一直住在不足 10 平方米且没有厨房更没有卫生间的一个小房子了，最多时的人口有八口人，在一个低矮的房子裡边再搭上一个二层床板，夜间一家人才能勉强睡觉，在这间小房子裡一直住到 1985 年他老人家去世。
如今一些人以革命后代自居，更有人通过“过继”的手段冒充革命后代，以便堂而皇之地执掌各级政权，并趁机大发其财。实际上当年的革命者大有人在，我的老家河北冀中地区，其作为革命根据地的资格小得不值一提，而更早的革命根据地陝甘宁、更更早的川陝、鄂豫皖、更更更早的井冈山、赣南等老区，够格称“革命后代”，够格称“红二代”、“红三代”的还不有几千万甚至更多？
二伯父傅德明和我父亲没加入过抗日武装，入党后只是在革命根据地做些工作。二伯父有点文化，但水平不高。解放初期，二伯父是乡里的书记，后来在乡、区做些事，但官不大。后来就一直做一个县民政局下属的一个专门收养军烈属的敬老院的院长直到退休。这家敬老院收养着十几个年老且无子女的军烈属老人，而工作人员连他只有两三个人。虽然拿着一份工资，但级别很低。是我们村解放前就参加革命的 20 馀人中，唯一的领上共产党工资的一个人。
我的四伯父傅德隆和我父亲傅德成都上过四年的私塾，在四个兄弟中算是有文化的了。他们实际的文化水平我看比后来小学六年的水平还要高些。四伯父跟着我的姑父在宁夏做生意。在我三伯父带着二伯父、我父亲还有村子裡一帮哥们“干革命”的时候，四伯父还在宁夏作着发财的梦，与革命算是失之交臂了。直到解放后的公私合营后，带着一个女儿也就是我的堂妹回来了。而我的四伯母，因病死在宁夏。一无所有的四伯父又娶了个后老伴，并一连生了四个儿子，到 70 、 80 年代四个儿子陆续长大，儿子要结婚、要盖房都成了大问题。四伯父是父辈兄弟四人中活得最不轻鬆的一个。
后来父亲成了傅庄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领路人”。不过这领路人并不只他一个人，还有当年和他一起入党的一些人。父亲从未领过工资，只是和大家一起干活一起按着干活的多少记工分，秋后再凭工分分粮食而已。
说起当年农村是怎样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到高级社，到人民公社，我是看了个满眼，并且永远也不会忘记。作为领路人的父亲，一直也是抱着怀疑和不情愿的态度。每一次的变革，父亲的心情都不轻鬆，总是说“这样行吗？”。他这样说，有时是向母亲和我说，有时是自言自语。无奈这是上级的精神，他只能这样做。
父亲曾经当过一次河北省的劳动模范，时间是在 1959 年，在当时的河北省的省会天津开了一次劳模大会，住在河北宾馆。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接见了他们，这是父亲一生中最露脸的一件事，他也因此对刘少奇怀有很深的感情。中国的老百姓就是这麽善良，人家“接见”他这麽一次，他就把这当成大恩大德，感激得不得了。
我对刘少奇则一直“一分为二”：解放初期他主张“新民主主义”，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主张发展民族工业，说资本家“剥削得越多越好”，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亮点。当时果真按着刘少奇的路子走，当今中国经济应该比现在的日本、台湾、南韩还要好，早就是美国的几倍了。而在后来的 1961 年他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及时地搞“三自一包”，生活在飢饿中的大量农民因而得救，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功德。而他也一直搞“阶级斗争”，搞“桃园经验”，还搞什麽荒诞的“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等等，这是他一生的污点，也是不能抹去的。不过我更认为搞“阶级斗争”并非刘少奇的本意，他的本色或者是本质还是要搞建设，而且这建设的路子应该怎样走，他的意见才是正确的。至于刘少奇被打倒并且下场那麽悲惨，是由于刘少奇没有好好地读《资治通鑑》以至不知人性险恶，遭人暗算的结果。
1977 年，父亲得了肝癌，并且一发现就是晚期。父亲来到天津，我当时费尽了浑身的解数，几乎走遍了天津的所有的大医院，都被拒之门外，最后才住进了第二中心医院，住进大约不到一个月，又被推出门外。这次我父亲在天津求医的艰难的经历，对当年的医院走后门的歪风之猖獗，之恶劣，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如果将这些经历整理一下，可以写出一部中篇小说。如今的中国，医院的不正之风依然猖獗，但如果有人因此为文化革命时期的医疗状况唱讚歌，他一定是因为不知道当年的情况，或者是故意胡说八道。父亲最终不治而先于他的三个哥哥去世了，那时他才 59 岁。
最后有两点需要补充，一是为父亲治病和去世，当地政府主动地补助了两次，加在一起大约 100 元人民币。这已经很不错了，当时这 100 元也是个不小的数字了。二是在我父亲重病期间，他还念叨过刘少奇，他说“刘少奇是个好人！”
2014年11月10日于奥克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