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朗的天（童年回忆之五）----傅金枝
当地农民更多地将“土改”说成是“平分”，这种说法既通俗易懂，又符合实际。“平分”以后，村上基本上没有了贫富的差别，大家都处在一个相同的水平上。土改时的斗争留给村民的裂痕很快就抚平了，大家都明白那是上级的政策，并且是村村如此，各地都一样。那时人们也不懂什麽阶级斗争，农村中村民生活的秩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係，基本上靠着两种因素或者是两种势力维繫着，一种是共产党新建立起来的政权，一种是基于血缘亲情的家族关係。村民之间大多是同一个老祖宗传下来的后世子孙，这种固有的血缘亲情在维繫人与人的关係中，化解矛盾冲突，帮助村民建立相互支援相互帮助的关係。在稳定社会秩序上大致是起着积极的正面的作用。
新建立起来的基层政权得到了农民们的真心拥戴。那些本来就是一般老百姓出身的人，走进革命的队伍，受着“为人们服务”的教导也习惯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约束，革命胜利以后，依然保持着当年本色。与农民并无区别，农民也不拿他们当作外人。
最基层的政权是村里的村长和和副村长，当年我村的村长是张省才，副村长是傅元令，平时也没多少事，种自家的地过自家的日子而已。村上面的政权是乡政府了，记得乡长是韩庄的冯书悟，书记是我的二伯父傅德明，一个秘书是新合村的任宏宾。一共才三个大员，下辖十来个自然村，书记和乡长还都不脱产，只有乡秘书背着个书包裡面装着颗大印那就是一个流动乡政府了。在乡和县之间，还有区一级政府，大概由5—6个乡组成一个区。
区裡的官员经常下乡。经常去我们村并且我也很熟悉的干部一个叫时锡珍，是 我们村西面6—7里远的时庄村人，另一个叫王善，是交河县西北饶阳县人。饶阳受深泽、蠡县的影响革命发展较早，所以解放后交河县、区两级的官员基本上全是饶阳人。王善是个细高个，很年轻也很精神，说话有点侉（口音与当地不同），待人很随和也很随便，深得村民的爱戴。不管是时锡珍还是王善还是别的干部，到了村里就和老百姓一起干活，一起吃饭。我父亲是贫农，还是党员，我们家也是他们常去的人家之一。那时我还小，小孩子家不知大人之间还有没有什麽事，可干活吃饭的事是看到眼裡，并且至今不忘的。干活时确确实实地干，吃饭时就吃家常饭，从不再特地做点什麽好的。
从满清末年，到北洋军阀，到国民党统治，到日本鬼子，几十年的兵荒马乱，担惊受怕的日子总算过去了。如今共产党一统天下，人们总算过上了太平安定的日子。并且共产党的干部又都这麽好，人们能不高兴麽？那时的一首歌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这首歌唱出了当年解放初农村的实际状况，也唱到了人们的心眼裡。
因为共产党官员勤政爱民，在农民中有极好的声誉，政府的政策也就很有号召力。当时的各级政府以极高的效率办了一系列的事情。
一个大事是兴办教育，每个村庄都办起一个初级小学，即小学1—4年级，每个乡办一座完全小学，即小学5—6年级，县城建了一所初级中学。交河县在解放后才由新生的共产党政府办起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所初中，可见河北农村文化水平的落后。交河中学1952年才招收第一届初中生，后来官至全国政协主席的贾庆林是53年入学的第二届学生，我是55年入学的，是这个中学的第四届学生了。我与贾庆林并不相识，他后来在政坛上的作为在社会上也有些争议。不过听乡亲们说，贾庆林是个有情有意的人，他 后来在福建及北京为官，见了老乡，总是礼貌有加，尽量予以帮助。不像交河邻县南皮县出身的那位张立昌，官坐至天津市委书记，不管是天津人还是他老家的南皮人，没有不骂他的。
解放初期的小学的一个奇观是同一个年级的学生年龄大小相差极大，大至5—6岁甚至更大。这原因是解放前很多的失学的孩子，解放后不管大小都一律进了学校。这样小学一年级既有6—7岁的小孩，也有十几岁的少年，既然这个情况很普遍，大家也就不觉得有什麽难为情。
除了 小学外，对成年人也办起了扫盲班，村里的妇女们也组织起来，成立起识字班。有一首配合扫盲运动的歌，歌词是“黑咕隆 冬的天上出呀麽出星星，黑板上写字放呀麽放光明”，这首歌很好听，我至今不忘。那时有个什麽人发明了一种“速成识字法”，就是拼音教学法而已。所用的拼音字母不是现在的拉丁拼音字母，而是北洋军阀政府于1918年制定颁布的一套拼音字母，如今的台湾仍在使用这套字母。村里的妇女识字班有一个大女孩傅云兰当老师，我母亲也是这个班的学员之一。那时我已上了小学，我也就尽起了辅导母亲的责任。母亲比较聪明，也挺愿意学，所以成绩很不错，云兰老师常表扬她。可惜后来识字班没坚持长久，更重要的原因，当时农村十分落后，根本就没有什麽读物。我母亲学了不少字，可后来无书可读，慢慢也就忘光了。
推广新的作物和推广先进的耕作技术也是新政府重点要做的事。记得当时推广种植棉花，在此以前当地人从未种过棉花。要想做什麽事，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这是共产党人的拿手好戏。于是农村的牆上，到处都是“一亩棉，三亩田”，“枣芽发，种棉花”的大标语。政府调来棉花种籽，并在每个阶段都派人做技术指导。此后当地人掌握了棉花种植技术，并且在很长的时间之内，棉花都是农民喜欢种植的作物之一。政府经常推广优良品种，就光小麦，就曾经有过无芒的（当地叫小秃），麦穗表皮有些发红的等等品种。政府还推广新式农具，一种“七寸步犁”，据说耕地深可达七寸，后来又出来一种“双轮双铧犁”，都是言过其实，农民买来后并不适用，也就扔到那儿了。后来因为天旱政府推广铸铁的水车，安装在水井上用牛拉着浇地，倒是很受欢迎，以后许多年抗旱浇地都是用这种水车。
说起抗旱，就在1951年当地遭遇到了大旱，政府号召打井抗旱，于是农村的牆上又出现了大量“抗旱打井，人定胜天”的大标语。当地的水井大约有十几米深，先用砖砌成一个大约直径两米多的圆筒，然后逐渐往地下挖土，让这个圆筒逐渐地沉到地下。说来容易，干起来可是件难事，必须有二三十人共同奋力才能完成。记得那一年村里就打出了十来口井，这麽大的工程量，并且这井打到谁家的地裡，日后又怎样地让大家共同受益，这还有一系列的协调工作。全仗着政府的威望，这些事情全都迎刃而解了。一口水井的寿命很长，几十年上百年都没问题。这些水井在以后的30—40年裡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只是后来，由于根治海河工程以及地下水的过度採掘，使得当地地下水位严重下降，这些井就都乾涸了。
2014年11月8日于奥克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