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土豪分田地（童年回忆之四）-----傅金枝
我出生两年半以后日本才投降，可我对日本鬼子基本上没有什麽印象。一个情节是母亲抱着我“逃荒”（即逃避日本鬼子），路上听到枪声，母亲说：“树，你听听！”我就会竖起耳朵做倾听状。 “树”是我的小名。这件事是因为在我懂事、记事以后母亲还屡屡提起，才让我留下印象并且至今不忘。实际上这种逃荒的经历也不是很多，在那时我们那一带城镇和铁路线被鬼子伪军佔据着，而广大的乡村却是八路军游击队的天下。而太平洋战争打响后，日本人的战线拖得那麽长，它哪裡还有精力到处折腾，只好整天缩在城裡，不敢轻易出来骚扰。
日本投降以后人们疯狂地欢呼、庆典，这些事我倒是有了清楚地记忆。欢庆 的队伍从这村走到那村，通常这些退伍中都有一些穿着红红绿绿的戏衣的简单的剧目，当地叫做“玩艺儿”。所以一听到锣鼓声，母亲立即抱上我外出观看。记得清楚的一次，不知是哪个村的队伍，带的“玩艺儿”中有《猪八戒闹媳妇》，我一看到举着一个钉耙并且长着大耳朵长嘴巴的那个黑傢伙，竟吓得大惊失色，母亲立刻把我搂在她的怀中。
我能够记忆的最早的大事便是土改了，我推测大概就是47年的事。日本投降以后，共产党立刻接管了当地的政权，并且不久就实行土改，平分土地了。我们村没有太大的地主，成分划定的结果是有一户被定为富农，有几户划为富裕中农，其他就是中农和贫农了。平分时斗得还是相当厉害。至今我记得的一个镜头是斗一个富裕中农，逼他说出“浮财”藏在什麽地方，把他捆起来打他，他被逼不过只能胡说他的浮财偷埋到东洼或者西洼了。还一个镜头是一次分配富人的一些东西，先分成一堆一堆的，然后编好号，有资格分配的户抓阄，父亲刚好有事不在，母亲让我去抓。
我们家被划为贫农，除原有土地外，土改中又分得了2亩地。其实在我爷爷辈上时，我们家还算是个富裕人家。只是我爷爷49岁时，撂下5男1女去世了，我爸爸是最小的一个，才4岁。我奶奶带着这一大帮儿女，其艰难可想而知。好在我奶奶的娘家是一个富有的人家，而我奶奶的父亲即我的太姥爷只有两个女儿，没有儿子。按着当时的规矩，死后的土地家产是不能让女儿继承的。太姥爷虽然也过继了一个侄子，可侄子到底不如自己的亲骨肉更亲，于是明里暗裡没有少贴补我奶奶，并长期住在女儿家帮我奶奶料理家务，这样家庭状况才没有陷落下去。我最大的大爷在其19岁刚娶媳妇不久就去世了。后来我父亲他们也都陆续长大并成家，以后又都有了他们自己的孩子，于是这样的大家庭便无法维持下去，只好分家了。分家时姑妈已出嫁并且她也无权参与分配，而大爷去世后媳妇已再嫁并且未留下儿女，那麽参与分配的就我父亲弟兄4人了。一个家庭一分为四，于是不管房产还是地产，一下子少了许多，这麽一来到了47年共产党进行土改时，我父亲兄弟四人都成了响噹噹的贫农。
分得土地后的父亲、母亲都十分高兴，我至今记得父亲母亲总是时不时地把“土地证”拿出来观看，那纸好像是宣纸，上边盖着一个人民政府的大大的红色的方印。
我们村那个富农叫傅宝恆。他有两个老婆，大老婆没有生育，二老婆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比我小一岁，小名叫“锤儿”，大名叫“云清”，二儿子叫“榔头”。他家有一个长工，是流落的此地的一个山东讨饭的人，人们叫他“老杨”。宝恆家当年拥有多少土地我没有印象，肯定比较多，可我知道他家住的房子并不好。我们村才80馀户，从小在村子裡到处乱跑的我对每一个家庭的住房情况都很熟悉。当时全村人住的绝大部分是土房，只有几家是砖瓦房，不是他家。
宝恆又在后来的“镇反”运动中被“镇压”了，时间大约是1951年。我听说的罪行有两项：我村的一个村民是他的一个远房本家，打劫了一个走村串户收购废品的一个小商贩的一麻袋废品，劫后将赃物藏在了宝恆家。说起这个“劫匪”，也是一念之差，并非惯犯，而且所劫的物品也无非是些猪鬃、猪毛之类的农家废品，可他因此日后坐监近20年，而宝恆也因此成了“窝脏犯”。宝恆的另一罪行是在土改时分得他土地的一户人家，想把这块土地出售，可是买家担心这块地的原来的主人是宝恆，可共产党的政权能否持久，土改的结果日后会不会被推翻，如果自己买下这块土地，所有权是否有保证？对待这样一个严肃的大问题，当时买卖双方想到的竟是找宝恆，让他出具一个日后不再索要这块土地的字据。据说是宝恆在这件事情上犯有“反攻倒算”的罪，具体犯罪情节，我也说不清楚了。被枪毙后他的尸体运回家，我还去看了。头被一块布包着但包得不严，像豆腐脑一样的脑子仍然裸露着，那个镜头我至今不忘。
因为那时我还小，长大后我对这件事才有了一点的了解，可能也很片面，甚至不对。宝恆也可能还有其他的罪行，我就不知道了。他死了之后，他的大老婆没有生养，先就抬身走了，后来他的二老婆也走了。之后“锤儿”和“榔头”由他奶奶带着，在家过日子，后来就合作化了。开始他家的情况也就是随大流，虽然比一般的人家差一些，但相差并不很多。那时人们还不讲什麽阶级斗争，他们也不会遭到刻意的歧视。58年后讲“阶级斗争”了，他们的处境就更难了。后来到了59年或者60年，到了全国人民都饿肚皮的困难时期，大概是实在过不下去，他奶奶带着两个孙子到东北去了，此后再也没有回来。
土地问题历朝历代都是大问题。古代战争期间大量的杀戮，和平时期人口的无序繁衍，使得土地或者被少数人兼併，或者大量土地荒芜，而另一方面又有大量贫苦人无地可耕。因此，要不了多久，就必须来一场“土地革命”，什麽“井田制”，什麽“屯田制”，什麽“均田制”等等。这些变革既缓和了社会矛盾，也发展了经济，增加了朝廷的税收。
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其主要参与者是贫苦的农民。是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号召，才动员起广大的贫苦农民参与到这一进程中去的。革命胜利后新政权实践自己的诺言，打土豪分田地，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事实上，解放后并经土改后，由于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家家得以安居，人人得以乐业。并且农民税赋不重，政府官员也十分的廉洁亲民，于是广大农村真正地开启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新时代。
2014年10月25日于奥克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