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干、不想干、干不成
最近网传王岐山有一段话，大致是说治贪腐，仅仅用严格的惩治手段使腐败分子不敢贪，是不够的。要提高人的觉悟，不想贪污，就不必花这么大的力气和心思去贪污了。前者是惩治，后者是教化。但笔者以为二者不可偏废。既要教化，也要惩治。
有这么一些人，总是喋喋不休地说中国的贪腐严重，没辙了，是体制问题（说白了：是说一党专政）。贪腐严重是事实，人人恨的咬牙切齿，体制有问题自不在话下。否则何必天天喊改革？要“发改委”干什么？可当今世界上哪国的体制没有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也是共产党一党掌权，凡事共产党说了算，甚至毛老人家一个人说了算。可是六十年代以前，同样的体制下，毒、赌、娼绝迹，甚至小偷小摸和打骂斗殴也很少见到，体制还是那个体制。那个时代，对贪污，基本是不想干，不存在敢不敢的问题。像张子善刘青山那样的桉子，是特例，全国就这么几个典型，其内幕人们也不清楚；在三五反运动中，扩大化，还弄出了不少冤假错桉。那时没有股票、更没有二奶、小三、没有老板伙计，没有关系户。笔者和同事因公出差，大家到星期日才会去逛公园看电影，而此时所用的公交车票，毛儿八七的，还有四分钱一次的公用电话票据，若是因私事，会与办公事用的车票话票分开放，单身汉就弃之废物桶，有老婆的会被同事取笑要带回家向老婆报账，而办公用的车票话票，则整整齐齐地贴在一张白纸上带回向机关财务报销。而且通常这些票据加在一起还不够今天吃一顿麦当劳。约定俗成，并不觉得怎么清高、廉洁。那时甚至很少提到廉洁什么的。谁人不如此？大家都这样做。这属于“不想干”的范畴。
出差可向财务临时借一笔旅费，旅费要做计划，写明目的地，所办事项，车票价格，住宿价格，每天伙食费若干，可加一定余量，以备不可预见的临时需要，然后要由领导审核签字，财务部扪备桉。回来一项一项开销填好单子，又是领导审批，计数准确到小数点以后两位。账单保管有效期十年。办事不需要请客吃饭，你请人家也不吃。每天每人伙食费7角钱。超过则自掏腰包。曾有一次三个人去北京全聚德开洋荤吃烤鸭，三个人吃了半只烤鸭，自掏腰包，就得一个星期不吃荤腥。出差回来若一两个月因为忙没有报账，你会收到会计科催促的通知，而且在报账结清之前若你又要出差，对不起，不借给你旅费！这种情况，就贪腐来说，不是敢干不敢干、想干不想干的问题了，你就算敢干、想干，你也干不成。这样的“体制”比今天中国的情况，孰优孰劣，还真说不明白。
贪腐成风与物欲膨胀社会风气糜烂颓败有关。某些干部“率先垂范”把赃藏匿款外流；以繁荣经济为幌子，搞出广东东莞这样的“性都”，谈业务不在机关、会议室，必去歌榭舞厅桑拿酒吧，把子女送出留样，乘机转移财富洗钱，形成了一大批裸官。甚至肩负保卫国家重任、掌管军机大权、权高位重如的徐才厚之辈，这这些人没有不敢干的，更不会不想干。为了一笔交易，杀个把人已经不稀奇。纵火也不稀奇。对这些人只能予以严惩，杀一儆百，使他们想干干不成。但这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全国上下齐心协力，打一场合围老虎苍蝇的持久战，除恶务尽，方能造成一个乾坤朗朗的清明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