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居奥克兰期间，我喜欢去北区一处小公园游览，有时还要约上亲友一同前往。其实，若论景色，这座公园与市里其它公园相比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夸耀之处：草坪绿地满目青翠，只是更开阔一点；带有扶手的小木桥洁净简朴，只是更悠长一点；而桥下的一泓湖水清波荡漾，只是嬉戏的鸥鸟更多一点；偶然相遇的游人擦肩而过，只是微笑更甜蜜一点。这些景物在别的公园似也平常惯见，但就是这里，却像有一股极大的磁力吸引着我，多次使我驻足流连，引发我的绵绵思绪。
公园入口内有一个儿童乐园，滑梯、秋千间不时传出孩子们天真的欢笑。乐园对面一个稍稍隆起的坡上耸立着一座半胸青铜雕像，那雕像加基座高约两米，立于基座之上的雕像是一位浓发阔脸、天庭饱满、眼窝深凹、鼻梁挺拔的中老年洋人，底座上用英文和中文镌刻着这样几句话：
路易•艾黎，1897年生于纽西兰斯普林菲尔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法国荣获军功章。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在中国参加组织并发起工业合作社运动（简称
工合），并在农村创办技术教育。 1987年在北京逝世。
路易•艾黎，一个好响亮的名字！多年前就听说过他是一位国际名人，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细看那基座上镶嵌的几幅铜板雕刻画，那是反映路易•艾黎创建工合组织和建立技工学校时的情景。当我第一次在女儿陪同下来到这里，她曾经问我：“工合组织是做什么的？”我想了想说：“抗日战争期间，路易•艾黎在敌后发起创办了工业合作社运动，开展生产自救和供应一部分战时军需民用物资，有力地支援了抗战。”女儿指着另一幅画又问：“那么这幅画是他在给学生上课吗？”我答道：“应该是的，他亲手建立了培黎学校，为当时落后贫穷的中国培养了一批技工人才。”我应付着女儿的发问，其实我心里也没底，只是朦胧知道一些大概，如果她要细问起来，我还真的回答不上来。
此后的几天，我脑海里时常萦绕着一个困惑：假如某天有kiwi朋友问起我关于路易•艾黎在中国的具体事迹，我作为一个中国人若回答不出，那会多么尴尬。于是，我用心收集了路易•艾黎的相关资料，还阅读了二十多万字的《艾黎自传》，这部自传牵引我的思维穿越时空，回溯到百年前那个动荡不安、风烟滚滚的世界。
一个英俊健壮的纽西兰小伙子从南岛一个乡间牧场走上人生第一个转捩点：远赴欧洲投入了残酷的世界大战， 由于作战勇敢荣获军功章，但最终负伤，从死亡线上被救回。战争结束了，他返回祖国，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他，开始反思那场战争：为什么打仗，谁发动的战争，人生的意义究竟为何？为探寻人生价值，他在荒原野谷、山林牧场拓荒创业、孤寂奋斗了六七年。当时中国正值二十年代大革命时期，风云际会，狂飙突进，国共合作联手建立北伐铁军，剑指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代理人北方军阀，攻城掠地，声势浩大，吸引了世界各大洲舆论的关注。路易•艾黎也把探寻的目光投射到久已向往的国度——中国。
1927年路易•艾黎做出了人生旅途上最重要的决择：到中国去，亲眼看看这个迷一样的辽阔国度到底发生了什么？在上海，他找到一个维持生计的职业——消防处督察，这个职业使他有机会了解开设在拥挤发臭的陋巷里的工厂车间，接触最底层工人的劳动和生活。他目睹了上海滩大量童工、包身工和灾区来谋生的贫苦农民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悲惨遭遇，出于善良本性和正义感，他对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给予深切同情，思想上产生了质的变化，他决心与他们站在一起，为改变他们的命运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时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当他看到一些被俘的年轻革命者在子弹射击下脑浆迸裂的惨状，以及灾民靠树皮野菜充饥度日直到饿死的悲剧，心里憎恶那些贪得无厌饱食终日作威作福的政客官吏和兵匪，心理天平更加倾向那些立志改变社会的革命者。这一时期，他结识了许多进步人士如宋庆龄、鲁迅，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等。抗日战争爆发，路易•艾黎决定与中国人民同呼吸共患难，做些实实在在有利于抗战的事。当时他看到上海的工厂受到日本军队的烧毁和抢掠，工业陷入瘫痪，便与美国记者爱德格•斯诺共同策划了一个利用美英等国的援助在中国非敌占区开展工业合作社运动，生产民用和军需物资支援抗战，为此他毅然辞去上海的工作，到了武汉，争取到国民党高层人物宋美龄等的支持，会见过财政部长孔祥熙，也得到当时在武汉的共产党人周恩来、博古的热情帮助。工业合作社协会正式成立后，把武汉的工业撤往西安宝鸡一带。此后，工合总部迁往重庆，这是个官办虚设机构，真正办事处在各地非敌占区，路易•艾黎作为工合的发起人和技术专家，但实际上起到总干事或总联络人的角色，他不仅要与纽约、香港的国际工合机构建立经常性联系，还要奔波于陕甘的村镇，远涉湘赣闽皖和云贵川康，致力于迁厂建厂生产销售。工合含盖几十个行业门类，共开办了近2000个小厂和合作社，吸纳了成千上万从敌占区逃难的灾民，生产的军需民用物资成为战时供给的有力补充。他到过延安，会见过中共领袖人物，看到根据地工合组织蓬勃发展，他十分欣慰和鼓舞。抗战八年，他的足迹几乎遍及中国所有的非敌占区，沿途什么交通工具都用过，骑自行车，搭救护车，骑马，更多的时候是以步当车或搭卡车当“黄鱼” 。他遭遇过许多凶险：乘坐的卡车上渡船时，突然掉进河里，他从车窗里爬出来；卡车发生相撞事故，他从货物堆里钻出来抢救伤患；行车遇到土匪，司机被打死，他身上被搜去仅有的十几元法币；骑自行车下坡滑进朽木断桥，被甩到路沟；不止一次在哨卡被截住搜身，当兵的见他衣衫破旧，怀疑是“白俄”日本间谍，他不得不费尽口舌说明自己身份；最可怕的是孤独，夜黑星稀，他孑然一身行进在路途中，不知什么时候突然会遇到灾祸，他感到可怕的孤独，形容自己像唐吉诃德，到处去捅风车。其实他这是自嘲式的幽默，唐吉柯德乃是个志大才疏、思维荒诞、行为乖张、玩浪漫扮潇洒寻刺激的假骑士，而路易•艾黎却志向远大、身体力行、不图虚名、尽义务干实事讲奉献的真英雄。两者岂可同日而语。
抗战胜利了，工合这个建于战时唯一的经济统战组织也完成了历史使命，但路易•艾黎初衷不改，在西北办起了培黎学校，继续造就各行业专门技术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他选择继续留在中国，为中国人民的和平建设事业以及发展中国与纽西兰之间的友好关系竭尽全力。
读毕他的传记，我不禁掩卷沉思：一个与中国非亲非故的纽西兰人，为了她的解放事业和走向富强投入了全部热情和心血，而且矢志不渝恪守当初的选择。究竟是什么使他能够做到这一切呢？在自传里他谈到最钦佩的三个美国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安娜•路易士•斯特朗、爱德格•斯诺时说，他们在中国找到了他们认为值得为之献身的事业，他们知道，他们所尊敬的人民需要他们的才干。同时意识到，世界需要中国，为了与中国建立真正的友谊，必须对中国问题有更多的了解。也许，这也是路易艾•黎本人献身中国60年的恰当解释。经常有青年人问他“为什么要留在中国”，他回答很干脆：是中国给予他生活的目的，给予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和内容丰富的岁月。为了世间变的更美好，他选择中国奉献自己的生命。
中国有句老话：人跟人是讲究缘份的。路易•艾黎自踏上中国土地那一刻，就开始与中国人民结缘，谁知这份情缘竟悠悠绵延了一个甲子的漫长岁月。 1987年他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他的骨灰安葬在甘肃山丹。他一生没有娶妻，但有一个大家庭，战争年代他收养了六个中国孤儿。其实他的儿女绝不仅仅这六人，他在工合组织关心培养过的青年人，山丹培黎学校的众多孩子，都把他当作“慈父”。在他的老年，经常有儿女或第三代晚辈来看望，他家里不时会传出欢声笑语。
偶有奥克兰东区来的华人朋友，我就建议他们来路易•艾黎公园看看，站在这位伟人雕像前，我们就像遇到一位景仰已久的老师，一位稔熟多年的朋友，在这里，可以倾听他讲述我们自己并不曾经历的那段中国苦难历史，默默感受一位纽西兰人对中国人民那颗博大、真挚而又温馨的爱心。
故人已去，情缘永恒。让我们记住这位可亲可敬的纽西兰友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