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月9 日，习近平在北京师范大学看望一线教师，在谈话中表示很不赞成将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小学语文课本中去掉，认为这样做是“去中国化”，并说这样做是“很悲哀的”。还说“经典诗词应该嵌在学生的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
之前上海市新版的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为了“减负”和“瘦身”，已将过去版本的8 篇古诗词全部取消（一说是仅仅文字取消，改为“听力”）。习近平的讲话可能与上海小学语文课本的改编有关。至少习总的思想与上海小学语文教材的编者的思想有较大的出入。
11 日（昨天）又有消息说，北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精神，将为北京的中小学编写新的语文教材，新教材将大幅度地增加古诗词及古文的篇幅。仅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中古诗词将由原来的8 篇增加至22 篇。
笔者十分赞同习近平的思想。应该在中小学的语文教材中大幅度的增加中国古典诗词、古典散文的内容。他说的要把古代经典“嵌进”学生的脑子里，说得很形象，很实在，也很正确。以习近平的经历，他对文学及对语文教学竟有如此的眼光，让我感到欣慰。更令我感到欣慰的是，习近平这几句话说得虽然比较重，但并没有上纲上线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显示出其为人平实、厚道、实事求是的品格。
不过我以为，习近平毕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在语文教学方面更有发言权的是语言学家、文学家、教育工作者等各方面的专家、学者。而这些人更应该根据中国中小学语文教育中现实存在的问题和情况，运用自己的学识，去分析，去研究，并与同行及各方面人士充分讨论，之后提出科学的、合理的方案。而不应该唯领导人之言是听，领导人说了些什么，自己就去“深刻领会”，然后立刻“贯彻落实”。
中国的语文教育问题很大，这要从清末、民初的新文化运动说起。清朝末年，西方帝国主义的炮舰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甲午战争更是败于一个一直以来都仰慕中华文明的莞尔小国。当年的文人志士痛心疾首，认识到造成中国落后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文化的落后。于是在胡适、鲁迅、蔡元培、钱玄同、刘半农等一帮先进知识分子的带领下，搞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废除古文，创建白话文的“ 新文化运动” 。白话文的文字与人们日常交谈的语言相一致，更利于人们思想和知识的交流与传播。新文化运动一兴起，立刻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的认同，以至于短短几十年，浅显的白话文学便横空出世，以白话文为载体的新文化、新文学崛起，全面地取代了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古文。这期间也产生了一大批灿烂辉煌的文学大家、巨匠：鲁迅、沉从文、徐志摩、老舍、曹禺、巴金……. 等一大帮优秀的文人像满天的星斗光辉灿烂，照亮了中国的文坛。这是中国文明史上，也是世界文明史上少有的文化奇迹。
然而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批判和否定太过火了，忽略了甚至说是割断了中国几千年优秀文化的传承。当年的文学著作，绝不用古词古句，以至于古文中最常用的虚词之、乎、者、也、矣、焉、哉等，竟然从中国的文学作品中消失了，这实在是一件很让人惋惜的事情。比较起来，当年梁启超的文字承接了古文字的传统，文字文白交织，也更加美丽动人，并且通俗易懂，今天读起来，也让人觉得趣味无穷。当年的“新文化运动”如果按着梁启超的模式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学，那么今天中国的文学当是另一番景象。
更为糟糕的事情发生在后来。文化和文学沦落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工具。竟然举起“批儒”，“批判孔老二”的旗帜，肆无忌惮地否定、阉割和改造中华几千年来优秀的文化传统。由姚文元、戚本禹等一帮文化酷吏，创制了一种狂妄无比的“大批判文学”，一方面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中国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残酷地加害屠戮当年社会上正直的文人和知识分子。其间大学也不办了，工农兵走上讲台对知识分子实行所谓“再教育”，如此荒唐又如此乖张狂悖的馊主意也竟然想得出来，也竟然执行得下去，并且肆虐中国十几年！如此邪恶、偏执和愚昧无知的文化现象，竟然发生在有四千年优秀文化传承的文明大国，让人无法理解。世界上的优秀文化因为异族的入侵遭致破坏甚至灭绝，是常有的事。两河文明、古埃及、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明都有过相同的遭遇。而自己民族出来一帮败类，自己毁掉自己祖辈优秀的文化，这在世界上也堪称“奇迹”。
中国的文化事业被残害、被停滞十余年数十年，对中国文化事业和中华文明的发展造成的伤害是巨大的。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在那样贫穷和不安定的环境下，中国依然涌现出那么多“大师”级的文化、文学名人。而后来直到今天的半个多世纪里，在和平安定的生活环境下，在识字率已经大大提高的情况下，而所诞生的“大师”级的文化人物，实在是搬着手指头也数不出几个来。以中国人口如此众多，文化文明的积淀如此之丰厚，文脉传承如此之源远流长，却再也产生不出大师级的人物，在世界文明史上还有比这更荒诞的事情么？
好在邓小平复出，甫一上台便拨乱反正，恢复大学教育，解放全部被关押、被迫害的文化界人士，发展中国的文化事业。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中国的文化事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用空前繁荣来形容并不为过。只可惜有“量”无“质”，造成在中国诞生不了“大师”的尴尬局面。这其中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是，邓公的改革并没有彻底铲除残害中国文化事业的“极左”的土壤。以致一有合适的气候，这些极左的玩意便“春风吹又生”，出来兴风作浪，阻碍中国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历史的重担压在中国的新领袖习近平身上。以习近平的出身，他所受到的他父亲及其家庭的良好的影响，以及其个人丰富而曲折的经历，相信他是一个理智和明辨是非的人。更由习近平出场戏一年多以来的种种有效而务实表现，人们把强国梦寄托在他身上，把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寄托在他身上，这一切都不是没有道理的。相信中国人民的期望不会落空，相信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不但成为制造业大国，也会成为文明和文化事业的大国、强国。
2014 年 9 月 12 日于奥克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