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记得我8岁那年，爸爸和妈妈离婚了。爸爸把我送到上海爷爷家，让爷爷奶奶照看我和弟弟。第二年有一天爸爸突然从东北来到上海。他牵着我的手，我们默默地走在南京路上。我抬起头，看到霓虹灯的光射到爸爸瘦削的脸上。他高度近视的眼镜后面，好像少了一些忧郁。我深深舒了口气，说话的胆子有些大了，我崇拜爸爸，他在我心里非常高大。我们就这样手牵手地并排走着，身后总跟着一长一短两个身影。爸爸平时很忙，我很少能听到他讲点什么，他越不说话我越爱他。爸爸妈妈的长年争吵使我变得极为敏感，夜幕下我觉得他好像要对我说什么可又一直没说，我等待着他的犹豫觉察到他的一丝不安。我懂得这么多年爸爸为妈妈很痛苦我不会给爸爸再添麻烦。我已慢慢学会了咀嚼，吞咽，沉默，和谦让。
在一道街口的拐弯处，爸爸停下来俯身看着我。他轻轻说，今天晚上你会见到一位妈妈，是一位新的妈妈。你见了她愿意叫她一声“妈妈”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个新妈妈，也不知道这个妈妈和我有什么关系。可是爸爸从来都没求过我什么，现在不管他说什么我都会听话的。我很快点点头，跟着他走进一个狭窄的巷子，爬上一个半明不暗的楼梯，再往左拐，走进一间不十分宽敞的房间。
新妈妈迎了出来，她和旧妈妈个子差不多高，皮肤白皙，梳着大多上海女人爱烫的发型。因为紧张我没敢多看她的眼睛。
我第一感觉是她像位老师。
她的确是一位老师。是上海向明中学高中三年级的语文老师。
她微笑着看着我，我有些放松了。我看到她的眼睛。她的眼睛很美，目光柔和着，总喜欢笑着看着你。
就在这一刹时，我察觉到爸爸的暗示。
我张了张嘴，终于生硬地叫了一声：妈妈。
新妈妈听到我一声叫，开心地笑起来。她的笑声很好听，透着发自内心的欢快和文雅的节制。她笑得身子有点往后倾然后向前俯视我，拉着我的手到一个方桌子前，桌上放着一盘刚洗过的苹果。
我回头看看爸爸。他好像刚松了口气，用平静的目光注视我。我认为他在感谢我，我为此感到得意。从此我知道了我生活中多了一个新妈妈。
那天晚上我被安排睡在爸爸和新妈妈的中间。我很不习惯，既不敢出大气也不敢翻身。我长这么大几乎没跟大人睡过，更何况身边多了一位元刚认识不久的新妈妈。朦胧中我努力寻找着她和妈妈的区别。亲妈妈活泼开朗，爱唱爱跳，有一副大嗓门，说话直来直去，典型的从战争中走出来的女八路作风。新妈妈气质文雅，性格温柔，走路办事轻手轻脚，用大人的话说是“生怕踩死一个蚂蚁”。她说话轻声且慢条斯理，这真是八路军出身的妈妈没法比的。以后长大我明白了，这才是和平年代爸爸最喜欢的那种女性。
两位妈妈也有共同点：她们岁数差不多大，个子差不多高，都长得很漂亮，只是亲妈妈长得有声有色，新妈妈长得儒雅秀气。
半个多世纪过去后，爸爸和亲妈妈先后都去世了。 2012年的一个夏天，我去北京看望已经86岁的新妈妈。因我长年在外地，每次去彼此总是感到有些陌生。我们客气地寒暄着，相互打听对方的情况。我看到她在一点一点整理爸爸的遗物，包括所有的作品，报刊杂志的剪裁，爸爸生前的有意义的用品，以及几乎所有的来往信件。然后她一篇一篇分类登记造册，一个字一个字整理出长长的目录。
新妈妈告诉我，她给爸爸生前的战友和同事发去一封封信，请他们写一点对爸爸的回忆。只要是还健在的老同志的通信方式都被她一点点打听到了。那些老同志竟真的写来一封封回信，留下了对爸爸怀念的点点滴滴。然后她又一封封登记造册，把所有的资料分类放在一个大玻璃柜里。
她在等什么？她说她有生之年只有一件事要做，就是要为爸爸出一本传记。她说这件事她一定要做好，这是她头等的最重要的一件心事。可是现在眼看自己越来越老了，她生怕有生之年完不成自己的心愿。这是她晚年唯一的烦恼。
我强烈地感受到她和爸爸的感情。从我小时候第一次看到她，这种感受就一直伴随我。
闲聊中，我问她，您当年是怎样和爸爸认识的呢？
问这句话时，她一点没感到意外。我们共同感觉到了自己作为过来人的成熟。我们好像两个老朋友，又好像一个记者和一个被采访者。当然，我没有太多作女儿的感觉，但我面对的，是一位我很尊重的长辈，一位可敬的继母。
这时新妈妈坐在靠窗的一把沙发椅上，身侧后的光勾出了她依然优雅秀气的脸的轮廓。她的皮肤还是那样白晰，只是多了些细纹和一些灰白头发。她慢慢地向我讲述几十年前的事情，她表述还是那样清晰，那样有条理，那样平静。
“你的小姑姑和我同在上海向明中学工作。那时我已经离婚了，带着两个儿子。小姑姑常到我这边说话，我们还一起出去吃饭。不久，有一天她对我说，她的大哥离婚了，问我能不能和她大哥认识一下？
“于是那天我们一起去看电影。你爸爸由你二叔陪着坐在后一排，你小姑姑和我坐在前一排。从电影院出来后你爸对我说了一句话：'我除了有两个孩子和一堆书，其它一无所有'。这句话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以后你爸爸给我看了他当时写下的日记：想念她——美而聪慧，柔而坚韧，静而敏捷，真而贤达。”
这是爸爸在见到新妈妈后送给她的十六个字。
现在她坐在我对面。她86岁了，可说到她当年和爸爸的相爱，仍然还有些羞涩。她不愿多说，好像觉得她那一代的感情没必要说得太多，因为这种感情只属于他们自己。
当新妈妈走进爸爸的生活后她可能才知道，爸爸除了看书写作几乎什么都不会。用家里阿姨的话说，“油瓶子倒了都不知道扶”。于是照顾爸爸的生活成了新妈妈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她把自己两个儿子留在上海请父母帮助照顾，只身一人来到东北照顾爸爸和他的两个孩子——我和弟弟。她用“柔而坚韧”的性格迎接生命中第一场暴风雪，顶着零下三十度的严寒进入长春电影制片厂做编辑工作。
每天清晨起来，她一定要先泡上一杯热热的清茶送到爸爸的书桌上。她烧得一手好菜，直到现在我还在向她请教做菜的学问。她的菜谱里总是有炒青菜，东北人叫油菜。她炒的青菜又绿又嫩，爸爸很爱吃。以后我也爱炒青菜，可是火候总是把握不好。有一次我专门向她请教炒青菜，她在厨房里为我边演示边讲解，她教我怎样看着菜的颜色变化调整火候，叮嘱我放盐和出锅的时间。每次做一锅白米饭，她总是亲自把中间最熟最烂的部分最先乘给爸爸。爸爸外出开会，竟几次发生和别人穿错衣服的事，她就细心地在袖口缝上爸爸的名字。每天几点到几点该喝水吃药，几点到几点该烫脚睡觉，她都关照得无微不至。
新妈妈和爸爸走到一起后又生下了一个小妹。那时爸爸的收入虽然不低，可他大部分都拿去买书了。家里要承担起前前后后五个孩子的生活费用。作为教师的新妈妈并没有多少与孩子尤其是与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相处的经验，于是和孩子间无可避免地会出现磕碰。可能天下的继母都会面对还没长大的，不太懂事的，不成熟的孩子，都要逼着你去解决意想不到的难题。于是，这成了她与爸爸结婚后最先遇到的烦恼。
好在我们五个孩子很快都长大，我们回报她更多的感谢、理解和信任。漫溢在家庭中宽容和谅解的温馨气氛使二老得到许多安慰。
没想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爸爸一夜间竟然作为全省第一个大“叛徒”被揪了出来。
这一事实，着实把新妈妈惊呆了。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