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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夏，我和摄制组正在东北农村采访，忽然接到第一汽车厂朋友的来电，说是汽车研究所的两名老总研制出一台家庭用微型小轿车，取名“三口乐”。等我们见到其中的杨建中副总师时，他正穿着件背心，汗流浃背地和几个工人在他们自己搭的工棚边忙着。工棚里挂满了电钻、电锤等各式工具，棚外真的停着一辆涂得五颜六色的小汽车，车身后部还画了一个调皮的小狗。这么小的车我们是第一次见到，它没有一般轿车的气派和华贵，却长得小巧玲珑，机灵滑稽。
杨建中见记者来了，没等问便停下手里的活儿乐呵呵地介绍说，这个车名叫“三口乐”，主要是给一个家庭用的，前面可以坐父母，后面可以坐小孩。它的标记由三个“口”组成，两个“口”是父母，一个“口”是宝贝儿子。说着他拉过一台自行车比较着说，它的长度与自行车差不多，高1.4米，宽度是1.2米。这么小的一个体积里要把人放进去，人不能变小，所以是很难的。
为什么要造这样一台小汽车呢？小得令人费解。
1953年，杨建中毕业于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汽车专业。当年的清华大学喊出口号，毕业后要“为祖国工作五十年”。杨建中年轻时喜欢打冰球，说相声，有着过人的精力。他中等身材，戴着副细黑边眼镜。 40年过去了，他依然嗓音宏亮，震震有词。一生从事发动机设计研究，他最得意的代表作，就是那台闻名中外的高级轿车——《红旗》。
杨建中还有个习惯，就是爱观察。经常有身边的事会打动他。一旦被打动了就爱谈感受，一有了感受就爱发表见解。他虽然学工科却对社会学十分敏感，除了趴图板还常有点文学的体验。
我们称杨建中为“杨总”。此时他把我们领进他家里。杨总爱养花，我一眼就看到放在阳台上的一盆米兰，这是南方植物，杨总说他是从广州带回来的，冬天他也能养得很好，大雪天依然能闻到扑鼻的花香。杨总的书房很宽敞，书架边放着一块大图板。 “在家里也架图板，肯定是用来画'三口乐'的”，我心想。他的家用办公桌上摆着好几个红红绿绿各式各样的小汽车，像玩具，像模型，像样车，他说多是从国外带回来的。桌上放着厚厚的汽车杂志和报告，随便打开一本，无数辆各式小轿车就会向你扑过来。
当我们支起灯架起笨重的摄像机时，杨总已经有些着急了，他坐在书桌边，看都不看话筒一眼，比比划划地就说开了——
“那是1976年，北京发生大地震，我80多岁的老母亲在地震发生时腿被挤折，慌乱中邻居用一个推土的车把老太太推到医院。我知道后心里很难过，母亲不知道她儿子是搞'红旗'高级轿车的，可母亲受伤连辆计程车都找不到。倒不是因为我母亲，我总觉得人民是需要车的。除了领导需要高级的公务车外，老百姓也是需要车的。那时候中国所有的汽车厂都是给领导造汽车，没有人想到老百姓需要轿车。国外家家都有车，可中国老百姓买不起轿车。因此我天天想能不能造一台老百姓能买得起的小车”。
平时就爱动脑子出点子的杨总这时冒出一个念头，自己要试着造一台小汽车。于是他利用出差机会今天往家扛两个轮子，明天买回个曲轴变速器，不久自家院里就堆满了大小零部件，一个造汽车的小作坊就诞生了。
当时任轿车厂“红旗”底盘设计的副总工程师华福林有一天到杨建中家坐客。 1955年华福林毕业于山东大学自动车系汽车专业，到一汽也是一干就是40年。他说话不多也不快，遇事沉稳心中有数。现在他看到杨建中家堆满院子的汽车零部件，奇怪他又冒出什么新点子。杨建中说他想试着造一台平常百姓能开的小汽车，华总听了十分感兴趣，于是杨建中有了合伙人。
两个人说干就干。他们先是参阅国内外资料，那时义大利、德国、日本等都在设计小型车，他们利用出国机会细心考察国外同类车型，绞尽脑汁考虑中国老百姓能买一台什么样的车。他们白天上班晚上像着了魔似的趴在图板上画图直到深夜，所有的节假日都用来设计小车。他们边画图边凑零部件，自己花钱买轮子，买发动机，买坐椅。他们又请了刚从德国学习回来的年轻人一同设计车型，一些号称“汽车迷”的工人也来帮忙，每天一下班大伙就凑到一起又是敲又是钻。开始只作为一种业余爱好，转眼间竟奇迹般造出一台漂亮的超微型小轿车。
一传十十传百，微型小车惊动了南方一些乡镇小企业。有人来电希望老总他们作“技术转让”。大家一想如果这台车通过技术鉴定，让那些企业来生产，老百姓不就有车买了。于是他们给这台车定价一万元，自己立了个“法人”作代表，学着个体户在工商局注了册，正式成立了一个“三口乐家用小汽车设计所”。
9月初，烟台二轻局捷足先登，首先提出要把“三口乐”送到即将召开的烟台国际葡萄节展出。
刚刚出生的小宝贝就要走向市场，乐坏了所有为他付出辛勤劳动的工程师和工人们。一时激动，两位老总高兴地向一汽领导作了汇报。
领导听说两位老总私下干了一台车，带着好奇心颇有兴致地去现场看车。他们万万没想到两位大名鼎鼎的老总竟在这样一个简陋的工棚里用这样的工具干出这样一台漂亮的小汽车。他们什么也没说默默地回去了。
两天后，一汽领导突然提出“三口乐”必须以一汽的名义参展，否则不许运往烟台。原因是两位老总带头在厂里搞第二职业影响职工队伍稳定。老总们听了大吃一惊，于是围绕着科研人员该不该搞第二职业问题在厂内厂外泛起阵阵议论。有人说干好本职工作就不能三心二意，即使是业余时间也要把自己的技术变成生产力。还有人说搞第二职业实际就是鼓励人人为自己额外找饭吃，不可避免发生分心现象。一位副厂长说，人是属于我的，成果也属于我，我说了算。于是一汽进一步提出“三口乐”必须收归一汽，“三口乐”设计所必须解散，以防止别人效仿搞第二职业。
杨建中在接受我们采访时激动地说：“我不可能24小时全部想我当前在搞的奥迪、红旗、电喷，全想我谈判的事情，这是不可能的。我有休息下来的时间，有人去看小说，跳舞、打麻将，这些我不会，我就愿意看看书，动手做点什么，这有什么不行？”杨建中说，“汽车厂目前这个体制要想在短时间干成一件事是很困难的，确定一个东西程式很复杂，而且层次也很多。比如我们这个小车，因为是家庭用车，所以我们希望它能活泼一些，就在车身上喷了一只小狗，现在中国人也都喜欢养宠物。那么这只狗要是厂里讨论的话，就要考虑这只狗将给汽车厂带来什么形象，是什么意思。如果哪位领导对狗很偏爱说可以喷只狗，那么又要讨论是喷公狗还是母狗，是哈巴狗还是狼狗，这样讨论下去就没完没了了。如果这只狗已经定了，还有一些领导认为应该是只猫，最后讨论要照顾大家的面子和权威，最后这只狗肯定是狗脑袋猫尾巴，这种事我可以举出很多很多”。
杨建中说：“再比如讨论汽车厂一个标记，红的，蓝的，绿的，黑的，这就要把所有的懂的不懂的人都找来，按职务和职称找来，大家论资排辈地提些意见，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标记，没有三次五次会定不下来。在这样一个体制下，我们当然不同意把'三口乐'转让给汽车厂。”
为了能让“三口乐”去烟台展览，两位老总勉强同意以“一汽”和“三口乐所”两家名义参展，但坚决不同意取消“三口乐”法人资格，更不同意把“三口乐”纳入一汽，于是十几次的协商陷入僵局。
几天的反来复去的谈判把两位老总折腾得筋疲力尽。有人说两位老总为了钱连本职工作都不要了，有人说他们做了太失身份的事。第二天华福林在办公室心脏病突然发作，他从地上爬到屋外打的呼救电话。杨建中下班后找人给自己算了好几卦，不知“三口乐“的诞生是祸还是福。他一生爱汽车，想汽车，从设计中国第一台轿车开始，他就成了“汽车迷”。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给老百姓造一台车有什么不对，当他在电话里讲这一段时，竟哽咽得说不下去……
9月8 日，“三口乐”在山东正式展出，立即成为引人注目的特殊产品。王光英亲自在“三口乐”手绢上签字，当天的“烟台日报”关于二轻局展会九行字的报导中，有六行写的都是“三口乐”。可是负责展出的二轻局为二位老总未能到会大为恼火，所有关于制造老百姓买得起的汽车的讨论和与各地汽车专家的会谈被迫全部取消。山东二轻局负责人对记者说，：“三口乐”是零的突破。一汽搞了几十年汽车，没有一台是为寻常百姓造的。 “三口乐”应在中国汽车发展史上写上一笔，可是它的设计师们好像做了一件错事，他们表示非常不理解。
与此同时，一汽关于“三口乐”的归属问题仍在协商。一汽坚持说只要取消“三口乐”设计所，将对两位老总实行重奖，目的是制止正在出现的“三口乐”效应。
9月11日，“三口乐”结束了在烟台的展出被运往三面环海的山东荣城市。荣城市汽车工业公司比烟台下手还快，第一个与“三口乐”所签定了协定，准备投资两千万制造“三口乐”。等我们赶到荣城时看到重型推土机正在一片空旷的土地上轰轰作响。公司董经理说，他们要盖2万平方米的厂房，用三、四千万投入新产品开发，九月末有十几位各地来的人才到位，根据每人不同情况分配新的住房。他说他更着急的是尽快把两位老总聘过来，聘用条件是每人赠送一套价值34万元的小楼，配给汽车一台，并为每人存款20万。因为当时已有秦皇岛、苏兰、大连、北京等多家企业在争夺二位老总，其条件都比荣城优惠。
从荣城坐船返回，我们得到信息：就在“三口乐”事件发生前不久，一汽某分厂一位副总工程师带着好几位技术骨干奔赴广东。他们一不要档案，二不要户口，三不要党籍，并放出话过年春节还要回来公开招人。
这就是南方向北方的挑战！
人才的竞争，实际上已成了势力的竞争，待遇的竞争。也许待遇的竞争才真正体现了人才的价值，知识的价值。只有竞争才会促使社会对人才的重视。
我们曾再三请一汽的领导出来谈谈，却再三得到谢绝。因为他们不愿同中央“让一部人先富起来”唱反调，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职工搞第二职业。他们也希望在劳动与分配上能拉开档次但难于下手，为保证国家支柱产业的任务他们只能求稳定，搞平衡。北方的一汽其实不是不知道人才的重要，几十年来却一直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国营企业的船太大，太重，按照实际生产水准，当时的一汽起码多出几万人。如果把这么多人推向社会，社会怎么办？一汽还有个近两万人的退休大军，一个退休职工相当于两个青年工人的工资。每年一汽有上千娃娃落地，一个孩子只要生在一汽，企业几乎把他包到退休。所有的托儿所、学校、医院、公安、法院……都要由企业来负担。即使这样，政府每年还指令一汽接收上千名转业军人和上千名大学生。一汽的房子无论怎么盖也跟不上人口的增加。一个企业就是一个完整的社会，社会负担又牵制着企业的活力。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可能让一部分知识份子得到高薪报酬？又怎么可能让杨建中、华福林这样的高级工程师住上小楼？
这是东北经济与南方经济的重要区别。
多少年来，一汽曾把解除社会负担的希望寄托在各级政府身上，它多么希望政府能关心一下企业的社会负担。政府也深知企业的难处，可全省许多企业亏损，政府没有财力帮助企业，企业也无力支援政府，于是形成了众所周知的恶性循环。
所以，肯定了“三口乐”就等于肯定劳动与收益的差别，肯定了在国营企业可以搞“第二职业”。顾虑重重，重重顾虑，许多能说和不能说的理由使大企业改革举步维艰。
采访中我们觉得还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作为全国重工业基地，东北有着国营大企业集中统一的优势，它又恰恰是传统旧体制弊端的集合体。因此，东北的生产指令性计划程度最高，政府管理企业的系统最完备，传统体制下人们旧的观念最深——东北改革最难。
而中国沿海的许多城市，当年多是外国人掠夺中国的登陆点。外敌入侵也种下了商品经济的萌芽。而日俄争夺了数十年的东北，长期的掠夺性开采留下的是耻辱而不是市场。
现在，当一汽的一些人才不辞而别远走高飞时，一汽厂长耿昭杰说，他像坐在了火山口上，他希望像杨建中、华福林这样的人不要再火上加油了。
两位老总何去何从呢?
杨建中说，他在一汽干了一辈子，不是谁能给钱他就能跟谁走。他理解一个大型企业在改革中的困难，“船大难掉头”。他说他不愿意在一汽有困难的时候离开一汽。
华福林说，只要一汽对知识份子依然很重视，能拿出更好的政策，不一定非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去。
9月17日，两位老总同意在一汽的协议书上签字，同意解散“三口乐”设计所。自此，“三口乐”正式归入一汽。
“三口乐“走入一汽的消息传开之后，再次在车城内外掀起波澜。有人说这是两位老总改邪归正了，有人说这是知识份子的软弱性，被“招安”了；还有人说老总们为奖金多少与厂里讨价还价；更多的人对老总们同意把车交给一汽表示不理解……埋怨、感叹、牢骚、谣言……沸沸扬扬，折磨得两位老总苦不堪言。
9月18日，所有参加“三口乐”研制人员在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召开“解散”会议。他们挂起了还没来得及挂的“三口乐”旗帜，在心爱的“三口乐”小车旁静静地听两位老总讲话。华总说，他年轻的时候一直是学校的首席小提琴手，他那时就盼着自己在一生中能做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没想到老了老了，真的做了一件既惊天又动地的事，“三口乐”使他成了全厂和省内外关注的人物。华总遗憾地说，我多么想尝尝“独立核算”、“自主经营”的滋味，奋斗了一年，没想到还是掉进了“大锅粥”。
杨总说，他明白作为他这样一种身份的人，在一汽困难的时候应该作出怎样的抉择。他大声说，他非要看到中国大地上能跑起成千上万辆家庭用小汽车。轿车走进中国家庭的事业一定要在他这一代人手中实现！
10月初，一汽又决定不要“三口乐”了，有说是因为觉得大企业不值得干这么个小车，有说是因为发奖金无法搞平衡。不管怎样，“三口乐”终于像挣脱缰绳的小马，向中国的市场飞奔而去……
一场围绕“三口乐”掀起的风波平息了，可是关于“第二职业”、“人才流动”的讨论并没结束。人们还在关心，一汽将怎样迎接来自市场更凶猛的挑战？政府又将怎样帮助一汽再振雄风？
这部关于“三口乐”的纪录片播出后，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第二天电视台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尤其是一些科研单位更是议论得热火朝天，有个研究所全办公室的人一上午都在讨论这部片子，观众来信也如雪片般飞向电视台。我注意到，议论最多的话题，是老百姓需不需要小汽车，还有第二职业，人才流动……
按照电视台的规定，这部片子将在第三天晚上重播。一汽得知消息后，派人到台里，把片子复制了回去。
当天晚上，一汽召集最高层领导在大会议室将片子重新放了一遍。据说看片过程中有指责的，有不满的，有从头到尾一声不吭的。
第三天下午，我被通知去一汽，厂长耿照杰要求“会见”。这部片子是否重播，就看这次谈话结果了。广电厅厅长，台长，主任，都在等待。
我认识耿厂长，他个头不高，精明强干。他的一双眼睛炯炯有神，曾带着一汽大军完成了由大卡车走向小轿车的转型，实现了令世界汽车业震惊的创举。他怀有一腔热血，为中国汽车工业鞠躬尽粹，深受工人们爱戴。此时他坐在我面前，平和地看着我。他没有为这部片子恼火，也没有丝毫的谴责。他只是讲他的轿车生产的规划，讲一汽的宏伟蓝图，讲他的战略思想，讲他和他的十几万职工的汽车梦……
虽然他只字没提这部片子,虽然我基本听不懂他的伟大规划,但我从他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中体会出了,他在做大事,他不希望有别的干挠。他表现出了并不在乎一部电视片，可他找我一个普通记者谈话，本身就说明了他很在乎。
走出他的办公室时，我很失望。因为我非常敬佩的这位大厂长，在他那么多的规划中，只字没提到“老百姓的汽车”。
我直接去广电厅厅长办公室汇报。厅长不在，我给厅长留了一张纸条，我说，一汽在全省举足轻重，建议还是停播吧。
当天晚上，纪录片《“三口乐”风波》停播。
一年后, 春风融化了一冬的冰雪吹绿了辽阔的田野。 “三口乐”通过了专家鉴定，转让给南方三个企业。
第二年，《“三口乐”风波》获得全国纪录片一等奖。
1992年完稿
2013年11月11日略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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