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岸小区图书馆的书架上找书，华文的书中有不少散文集，经典作家的或者新生代的。翻到了一个叫王晔的旅居瑞典的华人女作家写的《看得见的湖声》，里面讲的都是关于思尔肯小岛上的故事，叙事风格非常西化，完全就像一个瑞典本地作家的散文被译成了中文，但当然比译作更圆润更灵气充沛。
就像书题那样，她的文字中随处可见这样的通感手法。我疑心她有细细研究过日本樱花般雕琢的文字。读它就像喝清酒。实话说这种风格有某种说不出的魔力，至少它很吸引我。后来我想，打动我的可能不全是她经营文字的手法，而是那些文字背后萦绕的某种对熟悉的逃避冲动。
我自己便害怕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不是因为对那个地方的风景无法忍受，而更多的是对那个地方的人的躲避。从小时候居住过的村庄搬到县城。在北京住了六年后，又逃离到南太平洋的小岛。我爱过恨过或者萍水相逢的那些人，都在我的生命中刻画上了同样深的痕迹，好的坏的，从此与我相随。这一切都是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从这种无形框架中逃脱。王晔大约也被这种隐隐的东西所折磨。就像精神上的游子，是自我放逐的，既怀揣着无尽的乡愁，又在极力避免回想故乡。
《提尔达的木屋》模糊了被叙述者与作者的界限，两方的情感实现了某种交融。作为到瑞典才几年的移民，王晔可以把这种情感处理得如此微妙，有赖于她对陌生文化和世界的代入想象。她做得的确很不错。
这种代入式写作有几层可以讨论的地方。其一，用文学创作的手法而不是纯散文的手法写作，可以免却对事实了解不清而带来的风险。在这种类似印象派的笔法中，就算有事实出入，那也可以归为艺术上的加工。其二，它是作者对在地生活进行融入的某种文艺的抒情化的尝试，通过对在地微观趣事的着力描写，把自己移情进这种生活中去，并内化成另类的融入机制。
其三，善于使用这种写作方式的人，想必都是对故乡怀有复杂情愫的人，逃避它但又不逃离它。比如“和面的木盆让我摆在一楼走道的桌子上，猛一看，还有那么点戏仿仰韶文化的效果”。在通篇都是描写思尔肯、描写提尔达、描写木屋，甚至连“我”都不全是真正的作者而可能是提尔达或者她女儿的情形下，突然冒出一个“仰韶文化”，你便知道她并不是瑞典本地作家，她在向华人读者进行叙述。她离开了故乡，但离开得并不决绝，她在远处徘徊，仍对故乡恋恋不舍。
她用力描写思尔肯岛上各种物象的空间关系，非常精确，但对物象发生的时间的精确性却似乎毫不在乎。又一次读到“某年冬天”这样的话时，我想对于究竟是哪年的冬天，她心里一定是清楚的，她却模糊掉了。这种模糊或者淡化处理，我觉得是刻意的，为了营造某种时间悠长而又缓慢的效果。
每个人都无法洗涤掉过去洒落在自己身上的印痕。正是过往的一切，让你成为你。以在地代入的方式写作，反映了作者内心某种深潜的无根的焦虑。叙事在这儿，便更像是一种自我心灵治疗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