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作《天津： 成也李瑞环，败也李瑞环》发出后，有朋友问，你对天津怎么这么熟悉，并希望笔者针对天津的事多写几篇。我则回答：我在天津生活了36 年，那里的一街一巷，一楼一亭，一草一木我都熟悉。我在海外十几年，可梦里仍然是我在天津的校园，我研究所的实验室，以及天津的街道、河流和桥梁…….
应朋友的要求，我就天津的有关事情再敷衍一篇。
天津，究竟是谁主沉浮？这毫无疑问，是北京！北京是帝王之都，而天津恰恰地就在“帝都”的鼻子底下。于是天津人打个呼噜，也会影响天子的睡眠。自古以来，天子可以不在乎江南，可以不介意湖广，也可以放任川陕，唯独天津是天子要盯紧的地方。于是天津是兴是衰，是进是退，是繁荣是没落，全系于天子之一念。下面就看一下天津是怎样在“帝都”的“主导”下兴起、发展并走到今天的。
先说天津之“兴”。元朝以前，天津一带都是一些普通的村镇。只是到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南京做皇帝。鉴于历代王朝因争夺皇位，常常闹得兄弟相残，甚至导致国家分裂，朝廷灭亡。于是朱元璋痛定思痛，在接班人的问题上制定了一个死政策，即“嫡庶有别，长幼有序，有嫡立嫡，无嫡立长”，轮着谁算谁，谁也别争别抢。这政策避免了皇子之间的争执，本来挺好，可人算不如天算。 1392 年37 岁的太子朱标先于朱元璋去世，而朱标的长子也就是朱元璋的长孙朱雄英更在幼年就夭折了。于是朱元璋将朱标的第二个儿子也就是朱元璋的第二个孙子朱允炆立为皇太孙。 6 年后的1398 年朱元璋驾崩，朱允炆即位是为建文帝。
这就出了问题，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坐镇北京的燕王朱棣不满意朱允炆隔代接班，于是起兵造反，这就是历史上的靖难之变。结果是朱棣打进南京，推翻了侄子建文帝，自己坐上了龙椅，成为明成祖。朱棣在南京当皇帝没几年，就不想在南京呆下去了，原因是靖难之变时他在南京杀人太多，感到南京阴气太重，时有冤魂犯驾，让他寝食难安。于是他想将首都迁到北京去，说是北京北枕居庸，西倚太行，往南沃野千里，有帝王气，有大气象，更为重要的是，北京是他的“龙兴之地” 。后来的结果是，他迁都北京，北京成了明朝的首都。
而天津也沾上了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变的光。原来朱棣在其起兵之初，曾在此度河南下。直至他当上皇帝后，他还没忘记这个小地方，于是赐名“天津”，意思是“天子津渡”之处，并在此设卫筑城，这才揭开了天津作为中国北方城镇历史的第一页。
可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明朝直到清朝中叶，天津几乎没有什么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明清两朝奉行闭关锁国的“禁海”政策，不许人民出海与外国互市。这样天津作为沿海城市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直到满清末年，西方帝国主义的炮舰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满清王朝想锁国也无法再锁下去的时候，天津的地位才凸显了出来。
有几件事大大提升了天津的地位并让天津永久地载入中国历史的史册。一是为拱卫帝都北京的安全，在大沽口修建炮台，以阻挡西洋舰队经海河进犯北京。二是满清政府学习西方命袁世凯组建新军，其驻兵及练兵之地就在天津的小站。第三件事情对天津的发展最为重要，即在开放了广州、上海、福州、厦门、宁波之后，后来又开放了天津、登州（烟台）、牛庄（营口）三处为通商贸易口岸。为管理这三个口岸及直隶、奉天（辽宁）、山东三省的对外通商贸易事务，设立了一个“北洋通商事务大臣”，这个职务由直隶总督兼任。原来的这个衙门在保定，后来就迁到了天津。江苏以南的通商事务归“南洋通商事务大臣”管理，初由两广总督兼任，后改由两江总督兼任。按说南洋的通商事务要比北洋的事务繁忙的多，也重要得多。可因为驻守在天津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先后由荣禄、袁世凯、李鸿章等人担任，其中李鸿章就在这个位置上干了26 年。这几位在朝廷中都是一人之下百人之上的人物，比起“南洋大臣”身价要高得多。中国一直就是一个“人治”的国家，天津也就“因人而贵”了。这也给天津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助益。
因为“朝中有人”，天津的发展也就驶上了快车道。那时全国搞起了“洋务运动”，实际上就是学习西方，搞各种各样的现代化实业。因为有位高权重的李鸿章等人主持，天津的洋务运动也就搞得格外的红火。建立了专门生产洋枪洋炮的天津机器厂，下设火药厂、洋枪厂、炼钢厂等十几个分厂；建设了天津至唐山的中国最早的铁路；在天津设立了电报总局，下设济宁、苏州、上海等七个分局，开通了中国最早的电报业务；设立水雷学堂、电报学堂、北洋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建立了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北洋大学。其余现代邮政、银行，开平矿业、永利化工等皆开中国风气之先。当年的天津，在产业方面是中国的北方无可争辩的老大。
西方列强代打开中国的大门后，在各地设立了好多租借地。在天津，共有九国（英、法、德、俄、日、意、美、比、奥匈）设立租借地，这在全国各城市中是租借地最多的。其中英租界1860 年初开时划地460 亩， 1897 年扩展1630 亩， 1903 年再扩3928 亩，总共6000 余亩。而意租界在今河北与河东交汇处，有纵横10 余条马路，是义大利在其本土以外唯一的意式建筑群，建筑风格十分美丽。具有不同的风格的各国建筑和设施：教堂、商业金融大楼、旅馆饭店、民用小洋房、各种娱乐设施、城市花园、以及马路和桥梁，公共交通，自来水和污水工程，城市照明等等，都极大地提升了天津城市发展的水准。而租借地的城市管理、治安的维护、居民的生活方式、医疗卫生、教育与文化事业等等，对天津的发展也起到了促进和示范的作用。而由于天津租界地内环境优美，治安良好，生活舒适，北京的高官和各号的名人、大佬等，纷纷在天津的租界地内置办产业。著名的有：溥仪、段祺瑞、冯国璋、吴佩孚、孙传芳、曹汝霖、曹锟、袁克定、顾维钧、梁启超等等，现经整理认定的天津历史名人故居就有200 余处。
这些“洋玩意”，既然这么好，为什么不直接放在北京，而把肥水留在天津？这是因为当年皇族的一帮老朽对这些洋玩意还有所忌惮，怕这些带着妖魔鬼怪气息的玩意动摇了它皇家的龙脉。其实统治者们并不总犯傻，当他们恍然大悟意识到这些都是“鲜花”之后，那就当仁不让，毫不客气地将其大部或者全部栽种到自家的花园中了。到了1949 年，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便满怀豪情地要让北京遍地都是烟囱。那时人们只知道烟囱是工业化的象征，不知道二氧化硫，不知道Pm2*5 。于是北京不光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还成了经济中心、产业中心、商贸中心、金融中心，还是教育中心、科学研究中心、卫生医疗中心、交通运输中心…… 全国的机会是有限的，资源也是有限的。在北京快速繁荣、快速膨胀的同时，就在它的旁边，历史上产业远比北京繁荣得多，基础和条件也比北京好得多的天津，却只能“望京兴叹”！北京与天津差距有多大，看一看2013 年全国企业100 强，总部在北京的共有32 家，天津只有“中国远洋公司”一家，而且排名仅为第72 位，（作为参考， 100 强中香港有19家，上海14 家）。
没有想到的是，北京在享受它的繁荣同时，还必须享受拥挤、污染等一系列繁荣的副产品带来的折磨。于是有了京津冀一体化的概念，将京津冀的产业从新进行配置和组合。有一种说法是保定要成为“副都”，导致保定的房价急速上涨，结果是“副都”的说法不过是“逗你玩”。还有一种说法是京津冀是一个“双黄蛋”，这也是天津人在那儿自慰，与北京并称“双黄”，天津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天津搞了个响螺湾商务区新城，据说要打造成中国的曼哈顿，主要要承接北京的产业转移。可48 栋摩天大楼建起后很少有商家进驻，至今几成“鬼城”。北京的算盘显然是，把财富、金钱、高端和水准留在北京，而把低端和污染迁到天津、河北。
天津在北京的旁边，唯一的前途就是产业：工业、贸易、金融。天津自己日夜梦想的大概也是让北京的这些产业迁过来。可这可能么？这件关乎天津发展的大事，实际上是北京说了算，其实也只是北京那些执掌者国营企业、商贸、金融业的太子党大鳄们说了算，他们才是掌握着中国命脉的经济界领袖。把北京这些大企业的总部迁到天津，得让他们点头才行。
解放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天津的发展还是巨大的。但相对而言，天津是大大地落后了。不光无法与京沪广深相比，甚至要落后于苏州、杭州、东莞等许多城市。如今天津已经是二流城市（正式说法是二线城市，好听点），能不能成为一流城市，或进一步堕落成三流城市，那只好听从北京的安排了。
2014 年 5 月 8 日于奥克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