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涛的《“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是本有趣的小书。为单独的字做一本书这个行为本身就挺有意思的，它无疑是陈寅恪“凡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的实践尝试。
在读此书之前，我以为“她”字是汉语中自古至今就在用的代词，没想到统共算下来也不到一百年。 “她”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按照该书作者的考证，应该算是刘半农的发明。在此之前，“他”字囊括了汉语中所有的第三人称单数代词。
早期的翻译者们在翻译英文著作的过程中发现“he”、“she”、“it”等在汉语中没有对应的词。为了应付这种无法对译的现象，他们机灵地以“他”字右下角带个“男”或“女”来区分性别，而不是另造新字。这其中有印刷成本的考量，新铸字模的成本比多排一个字的成本似乎大得多。此后“伊”一度成为女性第三人称代词，并比“她”还流行。
对于“她”是如何具体地战胜“他女”、“伊”、“𡛥”等成为广受国人接受的女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我们大可以去翻阅原书内容。这里只想就个人感兴趣的地方说些体会。
作者的视角无疑是精英知识份子的视角，所引用的资料多来自当时的报刊，并集中关注代表性的知识份子如刘半农、钱玄同、叶绍钧、康白情、俞平伯、王统照、朱自清、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冰心、陈寅恪、周瘦鹃、严复、辜鸿铭等等。普通人对“她”的日常使用和认知情况几乎没有提及。
我们可能会说，普通人的言行没有文字记载可考，无法寻找到证据。不过以普通人为主体的大众文化在那时实际上已经有了萌芽，了解的途径还是有一些的，比如查找面向中下层知识份子或者普通百姓的报纸等出版物，或者像牛津大学沉艾娣写《梦醒子》那样发掘一些普通人的日记记载。可惜作者没有使用这种微观、底层化的角度，至少没有像着力分析精英材料的那样来“平衡”地分析非精英的材料。
这无疑影响了书中某些关键论点的可靠性。比如作者在第八章分析“她”胜“伊”的主因时，断定是因为“她”与“他”发音相同。换言之，以音为主的口头（大众）文化最后胜了以形为主的书写（精英）文化。由于原作材料几乎没有涉及到对口头（大众）文化中“她”字的扩散分析，得出“主因论”的理由便是不充分的。
把大众与精英视为截然对立的两个范畴似乎也不对。但作为分析概念，大众的视角不宜被忽略。何况如果不是像作者指出的那样——“她”字的胜出恰恰是因大众的选择而被固化下来的——至少也是大众与精英的合作互动而使之成为文化事实的。
在另一个核心论点中，作者同样有些证据不太充分的偏废。 “'她'字之发生与成功，最初虽起源于与西方文化的接触，但在根本上却是其被时代激发出的具有内在矛盾的现代性诉求、或者说现代化需要的结果，是这种诉求、需要与汉语传统互动的结晶。”作者将中国人自身的现代性需要及其诉求视作决定因素，而与英语等西方语言的遭遇只是直接因缘。这大约是为了迎合文化研究中某种政治正确的需要。现代性与西方性是相互相成、无法分开的东西。现代性内涵中的“科学”、“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等概念无一例外都是西学东渐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性与西方性是一回事。在“她”字上刻意地割裂这种关系而试图分出个主次，是有失偏颇的。
值得肯定的是该书比较精彩地还原了早期女权运动对“她”字的态度。这个与今天的女权者所理解的完全不同。书中举了杂志《妇女共鸣》的两次拒用“她”字的启事，认为他、她、它等三字，“以人字旁代男子、女子旁代女子、牛字旁代物件，含有侮辱女子非人之意”。该刊因此号召其“投稿诸君”拒绝用“她”字而用“伊”字。今日女权运动者要知道了这样的故事不知有何感想。
至少我所读到的英文刊物中，现在要以“man”来通称第三人称是会受到女权者指责的。越来越多的做法是，一定要在字面上体现女性，比如“(wo)man”、“s/he”等。受其影响，中文中处理通性用法时，要用“他/她”，而不是以前单独使用“他”就行。 “她”字经历了从被解读为歧视女性到一定得加上以体现男女平等，政治正确的时代性实在很有趣。
补充一下：任何地方都要来个斜线，这对文字洁癖患者而言，简直难以忍受。实际上，民国知识份子对此早已做了些努力，如陈望道提出“渠（们）”[后来改作“渠（们）”，今多见于粤语]、陈斯白主张“彵（们）”来解决该问题。这个也许值得今日之女权运动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