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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见是，权力最好远离道德。不是说让掌握权力的人不要道德，而是说，握有权力的人不要奢谈道德，不要搞道德说教，试图做道德的“宣道士”。
引起我思考这个问题的原因，是最近发生在南韩的沉船灾难。船长和众多的船员，不顾数百个孩子仍滞留在船舱中，竟然率先逃命，其行为之卑劣，令人发指。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尽管南韩的国民经济上去了，可社会的道德水准还很差劲。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年泰坦尼克号邮轮触冰山沉没事件。在邮轮沉没前，船长，船上的工作人员，一些绅士和一些世界上有名的富豪，把救生艇让给别人，让给妇女和儿童，而自己宁愿与邮轮一起葬身海底！
性质最为恶劣，最令人愤恨、最令人不齿的事情发生在中国的克拉玛依。 1994 年在克拉玛依市的一个礼堂里开大会，主席台上坐的是市、局的各级领导，台下坐的是聆听领导训话的群众，其中很大部分是在校的孩子们。恰在此时，主席台上的幕布因台上的大瓦数灯泡长时间照射导致过热而被点燃，由幕布再点燃主席台。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台上的领导，迅速动用权力的优势，命令台下的群众先不要动，“让领导先走”。结果是，离火源最近的台上的十几位“领导们”全身而退，而台下的群众，有325 人葬身火海，而其中竟有288 个是孩子。在大火面前，一声“让领导先走”，作为中华民族的耻辱，被永久地载入人类的史册！
其实不管是南韩的沉船事件，还是克拉玛依的大火事件，毕竟是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蝼蚁尚且贪生，岂有人不惜命”。更为让人说不过去的状况是，如今中国的一个老翁或者老妪昏倒在街头，一个孩童被汽车撞倒在马路，举手之劳的事，竟无人施以援手！
令人费解的是，中国道德教育的力度最大，从上世纪50 年代的“共产主义风格”，到60 年代70 年代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大张旗鼓的“学雷锋”运动，“活学活用”运动，再到后来的“五讲四美”，各种各样的道德教育，一刻也没停止过。可中华民族的道德水准，不仅没有多大长进，反而是每况愈下，越来越差，这又如何地解释呢？
一个原因是，主导中国的道德教育的是“权力”，是各级“领导”。这就像是让姚明去当体操教练，让邓亚萍教授篮球一样的荒唐。中国的各级领导，在道德层面上并不具有特别的优势，更不是的道德的楷模。让这些人搞道德教育，必然会力有不逮。这原因就是由于中国诡秘的政治生态，复杂的阶级斗争实际，铸造了中华民族投机取巧，迎合拍马的品格。按着达尔文的“适者生存，不适者灭亡”的生态规律，受到上级青睐，得到重用提拔的，往往并不是品德高尚，行为磊落光明的“优者”，而恰恰是一些品德有亏，行为污浊，专门蝇营狗苟，只会溜须拍马的“劣者”。一些人在台下大肆贪污受贿，搞二奶三奶，却又让他在台上大言不惭人模狗样地讲五讲四美，进行道德的说教，岂不是对道德的极大讽刺？这样的人头一天还在台上给群众上道德课，第二天即被双规或被请进大牢，这种情况还少么？这样的事情一但发生，这社会道德的打击和伤害是显而易见的。而这样的事情多了，社会道德不崩溃和破产才怪！
中国的道德教育效果不彰的另一个原因，往往把道德与政治绑架在一起，让道德为“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服务，实际是为自己的权力服务。一个例子是“学雷锋”。雷锋大我两岁，算是同时代的人，我丝毫不怀疑他是一个真正的好人。那个时代像雷锋这样的一心一意为别人做好事的人很多。问题是，却一定要把雷锋为“别人做好事”这种十分单纯又十分美好（唯单纯才美好）的事情，引导到为“政治”服务中去，引导到“活学活用”运动中去。它的本质是对人像“春天般的温暖”，因为政治的需要，却必须加上一个对“敌人”要像“冬天般的严寒”，这本身就矛盾不说，且不具备可操作性。如果雷锋见到一个老人昏倒在地，他是不是必须先做一番调查鉴定一下这位老人是不是阶级敌人？想当年伟大领袖那么英明，他老人家亲自主导和界定的阶级敌人，事后证明大部分是一场乌龙。他雷锋，还有社会上一般的人，哪有这样的鉴别能力？
权力是权力，道德是道德，政治是政治。权力不可操弄道德，道德也不应被政治绑架。为维护社会公共生活秩序，权力是必不可少的，没有权力的社会就不成为社会。但权力和权力拥有者，不管你的权力的得来多么地“合法”，也不管你的权力有多大，但在道德面前，你只能做一个顺从道德约束的“乖宝宝”。既不可肆意妄为，不受道德的约束，也不可对道德进行随心所欲的解读，甚至糊涂乱抹本末倒置，让道德为政治服务，实际上是为自己的权力服务。
2014 年 5 月 1 日于奥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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