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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天津的第一把手是革委会主任解学恭。文革结束后的1978 年中央从浙江调来了陈伟达任天津第一书记。陈伟达在天津任职6 年，正好是拨乱反正的年代，政策的调整幅度很大，也只是随着中央政策起舞而已。印像大的事情是，陈伟达从天津各单位的最底层，调集了不少的知识分子干部，充实天津市委及各区局的领导，很有点在天津帮中掺沙子的味道。我单位在天津算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所以一下子就抽走5 个人。不过听说这几个人在如何融入天津帮方面都遇到了障碍，都止步于局级干部级别。只有梁国庆一人当了天津检察院院长，后又升为最高检察院副院长，算是修成了正果。
陈伟达主政天津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大概与陈伟达有关。即在天津成立了一个北大、西南联大、浙大、清华、南开、燕京六校校友联谊会。这六校校友联谊会声势很大，在天津搞了好多的业余大学，报纸上的广告很多。这六校联谊会总觉得有点不伦不类，一则是浙大在天津的校友并不多，二则是不应排除掉天大。这里面的一个原因就是陈伟达曾经是浙大的党委书记兼校长。由这事可以看出，官员们是很愿意为母校或为其服务过的学校做些事情的。如果哪个学校出了很多的高官，那个学校的“发达”也是必然的。
陈伟达在天津主政的后期的1981 年，李瑞环调到天津任副市长， 82 年任市长。而李瑞环的老家就在宝坻，算是天津人了。年轻气盛的他，在家乡为官，自然想有一番作为。 1984 年，市委书记陈伟达调走了，后来倪志福又曾短期任天津市委书记也很快调走了，于是李瑞环成了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成了天津市真正的大拿。从此天津市的几百万父老，就全凭李瑞环一人忽悠了。从此也开启了解放后天津历史上唯一的一段“黄金时代”。
李瑞环能在天津呼风唤雨，也靠着他“朝中有人”，这人便是万里。当时的万里和另一个人，一个因在安徽种出了“米”，一个因在四川种出了“粮”而受到邓小平的器重。而李瑞环与万里的关系，则是在十年大庆期间，在北京修建十大建筑时培育下的。正是由于这层关系，李瑞环的一些“点子”，就容易得到中央的支援，也就进行的顺风顺水。
仅是个木匠出身的他，时刻不停地眨着他的小眼睛，时刻不停地琢磨着他的“点子”。他在天津的一些讲话和提出的一些口号就让人耳目一新：他提出要让老百姓心平、气顺，他提出“政府要为人民办实事”，在“为人民办实事”方面，每年出都要编制出计划和方案，一般都是每年10 件或更多，公诸于众。之后在报纸上时刻报导这些“好事”的执行完成情况，让人民监督。当年的《天津日报》，几乎天天都是这些事情的报导。李瑞环在天津主政的前后大约10 年期间，据说做了超过100 件的“好事”。当然这些“好事”或者说是这些工程项目，不无哗众取宠“面子工程”的味道。但凭良心说，这些工程的大部分，确实让天津人民得到了实惠。李瑞环也因此得到了天津市绝大部分人民的真心拥戴。对于他当年主政时所做的“好事”，仅举几例如下：
平房改造工程：刚解放后的50 年代，天津还在河西尖山、河东王串场、中山门、红桥勤俭道等处搞了些住宅建设。 58 年“大跃进”后紧接着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紧接着十年文革，这将近20 年的时间，天津市基本上就没搞什么住宅建设。房尽管没盖，人却是不断增加，而且孩子慢慢长大。可以不客气地说，天津居民的居住状况，解放后不如解放前，解放后也是一年不如一年。当年天津的住房问题是人民生活中最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精明的李瑞环也紧紧地抓住了这个问题，在全国率先进行了大规模地平房改造运动。将各处成片的破烂拥挤，环境恶劣的平房改造成居民楼，极大地改善了市民的居住条件。当年天津每年通过这样的改造而发展的住宅建筑面积都有数百万平方米，几乎是解放后30 年所建住宅面积的总和。
引滦入津：从60 年代末期，天津从西北永定河来的水，从西南子牙河、大清河来的水都越来越少，以至于天津市民的生活用水和城市工业用水只能靠采掘地下水补充。而地下水由于大量地采掘导致地下水位急剧下降，并且由于海水的侵蚀使得水质又咸又涩。嗷嗷待哺的天津只好将眼睛瞄向流域外：往南是黄河，水量水质都不咋的，而北面的滦河，距离天津既近，水量水质都有保证，于是向中央请示，请求跨流域调水。经中央批准，这一巨大的调水工程开工了。这是中国第一个跨流域的调水工程，竣工后解决了天津的用水问题。
天津火车站及三环十四射：天津道路狭窄，交通拥挤是出了名的。当时的天津火车站，候车大厅不过千把平方米。 80 年代改建的新的天津站，建筑面积626741 平方米，一举扩大了五、六十倍。更有旁边的邮政大楼、行李大楼、龙门大厦与之配套，成了天津一大亮点。这期间陆续建设、扩宽了天津市的内、中、外三个环线。其中外环线全长71 公里，路面宽50 米双向十个车道，公路两旁有数十米宽的绿化带。整个工程手笔之大在全国大城市中也是绝无仅有的。从市中心向四周及郊外，更新建或者扩宽了14 条辐射状的道路交通线，当时称作“十四射”。这三环十四射道路的兴建，极大地缓解了天津交通拥挤的状况。
李瑞环没有什么“学历”，他的“学问”都是在复杂的生活中体会和磨练出来的，朴素、实在、可靠。在改革开放初期的80 年代，全国上下不管是官员还是普通民众，思想都迷惘、混乱，而李瑞环却能思想敏锐，洞察形势，其处事也就常常善得机先。因此那段时间，除深圳另有原因外，天津的发展一直走在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前面。李瑞环的缺点是爱吹，埋头干好了，非要大张旗鼓地吹，在天津吹，还要吹到中央去。邓老爷子一发话，弄得北京、上海各大城市必须不停地派代表团来天津考察、取经。这就为天津日后走倒楣字埋下了伏笔。
瑜亮情节也是人之常情。如果当时我主政上海（老朽在此狂妄了），我有大学的文凭，我还出洋留过学，会俄、英、德等多国外语，还有唱歌、钢琴、二胡、打拍子等多种本领，让我向一个“小木匠”学习，心里一定也会觉得老大地不舒服。真是天有不测风云， 89 年春天的那场风暴爆发，邓老爷子急调上海的江泽民和天津的李瑞环进京勤王。之后是原总书记失势，江泽民被确定为新的接班人。很糟糕的是，坊间竟有这样的传说，说是邓小平钟意的人选是李瑞环而非江泽民，是由于陈云、李先念等人的意见才使邓改变了主意。更为糟糕的是，社会上以及境外一些反华势力竟然说江泽民从各方面都不如李瑞环。这话不能不传到江泽民的耳朵里，而江泽民因此会如何想，也就不难想像了。
于是江泽民主政后，李瑞环成了“政协主席”。谁都知道，政协是一个没有什么权力，只是弄一帮“名人”，且相当一部分是老糊涂蛋的人，来清谈一番做做样子的地方。而之后的上海，因为有了强大的东风从而获得了日新月异的发展；而天津，曾经十年的辉煌嘎然而止，之后是既没有资金，也没有政策上的支持，不得不过上艰难的日子。如果真要是李瑞环入主中南海，天津便成了他的龙兴之地，那么天津后来的发展也当有另一番景象了。
中国现在还处在“靠天吃饭”的年代。你那块地长不长庄稼，收成如何，全凭老天在不在你那个地头上下雨。领导就像是一片祥云，可这片祥云何时飘忽到你的头上并降下它的甘霖，那就只能凭你的造化了。
2014 年 4 月 15 日于奥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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