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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与自己兴趣相近的人，是学术生活中最不起眼也最为关键的部分。它被很多人所忽略但与此同时又被很多人做着。所谓建立学术圈，寻找学术同仁，开辟学术领域。做学术的人从一开始就以此为目的，并且与其终老。很多时候，资金及其他资源的调动也为此目的服务。换言之，结交圈子在这儿已经是个系统的活儿，有着明确的目的、成熟的机构设置和配套的方法。
说得好听点，做学术研究是为了寻找问题、发现真理。对学者而言，那些一路偶遇的人，都仅仅是因为这个唯一崇高的目的而有交集的。如果有更好的承载问题与观点的物的话，他们便一定会立刻声明——他们不愿意与任何人发生任何交集。然而这样的说辞归根到底只是说辞。因为这个世界上除了人会思考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会思考了，遑论更好的承载问题与观点的他物。
为构造圈子提供方便的形式有很多，如机构、课题、会议、刊物、门生关系等。那些认为可以不依赖任何形式就可以在一个圈子中混下去的人不是白痴就是神经病。手中没有学术货币，即绞尽脑汁写出来的论文或著作，就等于没有学术资本。资本自然得流通，论文或著作被越多的人所知晓、引用，资本的力量就越大，在圈子里混下去的机会也就越大。反之亦然。
当一个人在圈子里渐渐地混出了些名堂——如在高级别的刊物发文章，拥有很多的成果——就等于手头掌握了很多学术货币。这时，货币的持有人大概就能感受到某些微妙的变化了。以前他是拼命向外推销自己，几近巴结，无所不用其极。现在他成了别人眼中的香饽饽，越来越多的人以认识他为荣——比如巧妙地在论文致谢中暗示存在某种很好的私交关系。
当然相比赚取学术资本的艰辛过程，代际更迭是更隐秘也更省事的方式。换言之，一个人只要在一个圈子里呆久了，而且他又不是太笨的话，终有一天，他也会变成那个圈中资格最老的。祝寿的时候，就会有很多认识不认识的人来凑热闹。进到他耳中的便是“桃李满天下啊”之类。这种方式要奏效，需要活得久，活得比敌人还要久。
吹捧是营造圈子的常见方式，很多人边嗤之以鼻边做。批判则是看起来相反的方式。对资历浅者而言，只要他有勇气，并且还有点眼光的话，挑一个在圈中混出风光的大人物去批判，他自己便极有可能因之成名。如果大人物碰巧有点度量的话，挑战者便可以如愿成为圈中的一个角色。交锋过频、火药味太浓的人是不太可能融进那个圈子的，一个可能的结果是，他搞出了一个新圈子，并且与那个圈子两边成路人、老死不相来往。不过，那个圈子有什么新东西出来，这个圈子是一定要看的。有时因为身份或矜持，彼此未必会因此做出什么公开的针对性的反应，但两者的依存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吹捧比批判更安全，也似乎更有效。
在仪式研究领域，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的研究似乎很受人类学者维克多•特纳的影响。前者虽比后者晚十来年，但基本算是同时代的人。特纳于1968年从英国去往芝加哥大学，此后一直到其逝世（1983年）主要学术活动都在美国。凯瑞则一直待在美国，并主要活跃在伊利诺大学（后转任职哥伦比亚大学）。两人在各自学术生涯最活跃的时段至少有十来年的可能交集——不仅时间上如此，空间上也是如此，芝加哥大学与伊利诺大学在地理位置上很近。但有意思的是，凯瑞在提出传播仪式观的经典之作《作为文化的传播》中未引用特纳的东西，而特纳编辑过的《经验人类学》也没有涉及传播仪式观的文章。特纳和凯瑞各自的圈子都营造得很大，前者是人类学绕不开的学者，后者则做到了美国新闻记者协会主席，而且是领域内顶级期刊之一《传播》的主编。他们在研究兴趣上、时空上都有很大交集，但终于是两个圈子里的人。
再看另一则例子。德国学者Andranik Tumasjan等人通过量化分析与德国联邦政府2009年大选有关的十万条推特帖子，发现帖子内容反映的相关资料与当年大选结果非常吻合。这篇以“推特预测大选：140字反映怎样的政治态度”为题的论文于2010年发表后，至今被引已近500次（四年就有这等引用率，意味着不低的学术影响力）。两年后，同是德国学者的Andreas Jungherr与人合写了篇针对性的批驳论文《预测的麻烦》（目前也已被引50多次）。这事本来只是又一件学术史上极为稀松平常的交锋。但很有意思的是，最近Andreas Jungherr整理了一份长达九十页的文献，对与推特有关的政治研究进行了系统而详尽的梳理，偏偏只字未提他两年前曾批判过的那篇论文。
Tania，2014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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