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吉林省长春市铁路医院职工王振圻向我们出示了三张照片：
一张是1926年在温州竖起的一块墓碑，上面刻着“吉林义士王希天君纪念碑”；王老说王希天是他的父亲，已被害70多年；
第二张是那块石碑被摧毁，碑柱倒在地上40多年；
第三张拍于1993年，这块墓碑又重新竖了起来……
为什么墓碑竖起又倒下，倒下又竖起？王希天又是怎样一个人？
我们的采访开始了。
据王振圻老人讲，有一本《王希天小史》记载了王希天的生平。这本书收藏在上海图书馆。几天后，我们摄制组在上海图书馆居然找到了这本书。这是1923年靠友人捐助出版发行的唯一的一本记载王希天生平的小传。作者谢介眉是当年与王希天一同去日本留学的留学生。美国、法国、德国包括日本等地的王希天生前的同学和友人纷纷写来的悼词和纪念文章都收入了这本“小史”。作者在书中写道：无论中日友人，无论何种事业，已成的，未成的，或正在进行的，准备进行的，无非为表彰希天的人格，实行希天之遗志。则希天的肉体虽死，希天的精神永存矣。
王希天，吉林省长春人，1896年生于长春三道街一个开皮铺的家庭。 19岁时官费去日本留学，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在日本期间，他怀着救国救民的宏愿，于1918年5月发起组织反帝爱国的“拒约运动”。 1919年5月，他又组织领导中国留日学生声援五四运动。同年9月，他转学名古屋八高文科，其后弃学从事侨日华工救济事业。 1919年转入东京第八高等学校，1921年从事华工救济事业，并成为一名基督徒。
1920年至1923年间，中国浙江省温州、处州地区有4000多农民前往日本东京、大阪、神户、名古屋、北海道等地做工经商，从此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极其悲惨的一幕。这些侨居在日本的华工，多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为谋生相继来日本做工或当苦力，大都为浙江人，他们经常遭到资本家、工头的刁难、盘剥和毒打，多数人居住在贫民窟，有的甚至露宿于桥洞、下水管道和街头，有的人因患病得不到医治而横尸街头。日本当局对华工也非常歧视，甚至要予以取缔、驱赶出境。那时正在读书的王希天为此非常焦虑，一边养病，一边与好友商议要筹办华工的福利事业，保护华工的合法权益。他的想法也得到了日本国内不少进步人士的支持和帮助。王希天曾以自己的名义向东京地方法院立案，聘请日本律师帮助华工提起诉讼，向资本家讨回华工被克扣的工资。 1922年9月，经与日本警事厅、中国驻日公使馆反复协商，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了代表华工利益、为华工谋福利的合法团体——中华民国侨日劳动同胞共济会，公推王希天为会长。为解决华工的生活困难，王希天以共济会名义亲自向东京、神户、横滨、大阪的华侨募捐，不到一年便募得现洋近两千元，在共济会中设立了病检所、治疗部、教育部、慰问部和浴池、夜校。他还经常到华工的劳动场所进行视察，对华工进行德育教育。当发现华工被欺与资本家、工头发生争执时，他便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因此日本当局将他升级为“排日巨魁”，伺机进行报复。华工们深为王希天的安危担忧，但他毫不畏惧，说：“我不能为自己的安全而对劳动同胞们的困难置于不顾。”他还说：“为华工事业奔走，虽汗流浃背，其乐胜于海浴。”为了给共济会节约开支，他主动将自己的薪金由100元降至30元，维持最低生活水准。他说：“并非我吝啬，亦非无钱可使，实因有许多同胞衣食尚且不给，我等生活独丰，于理既为不合，与心亦何忍哉！”
为了拍摄关于王希天的纪录片，我们摄制组爬山涉岭，到今天的温州、青田等地采访。几乎所有能活下来的老华工在谈及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时，都讲到了他们一直怀念的王希天。就连王希天曾经给过他们几元钱，给他们送衣服，送鞋，他们都没有忘记。
1917年9月，周恩来赴日留学之后，结识了王希天，彼此之间开始交往，逐渐成为相识相知的好友。 1961年11月，周恩来托人到吉林寻找王希天的家人。并介绍了王希天当年在日本活动的情况。他说：“王希天是你们吉林人，早年留学日本，我去了以后和他结为好友。我们都是留学生，我们关系很好。他到日本勤奋读书，广交朋友，不仅有中国留学生、华侨，还有日本好朋友。他在那儿交往非常广泛。王希天这个人有强烈的爱国心。王希天经常到矿区去，跟华工们交了朋友，想法帮助他们摆脱困境。王希天回来以后，常跟我们说到这些事。后来我回国了，听说组织已经建立起来了，王希天被工人推选为主要负责人。”周恩来这里所说的组织，就是王希天于1922年9月在日本创建的“中华民国侨日劳动同胞共济会”，王希天当选为会长，为维护侨日华工的权益而斗争。 “王希天这个人有强烈的爱国心”，这是王希天给周恩来留下的难忘印象，也是周恩来对王希天的高度评价。
1962年6月中旬的一天，周恩来趁视察吉林省工作之便，和邓颖超一起在长春南湖宾馆会见了王希天的儿子王振圻。周恩来说：“你们都坐在我的对面，让我仔细看看。”周恩来端详着对王振圻说：“振圻同志，你的面貌、体形很像希天。你们都是新中国的青年，赶上这个年代是多么幸福啊！我与你们的父辈在一起学习的年代，是旧中国。那时军阀混战，政府腐败无能，帝国主义任意宰割，面临国破家亡的危机。”周恩来鼓励王振圻把医务工作做好，继承先烈遗志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几乎所有认识王希天和研究那段历史的人都提出同样一个问题：王希天究竟是怎样死的？这个拖了半个世纪的悬案其真相是怎样公布于世的？为此，我们决定兵分两路，一组留在国内继续采访，另一组飞往日本东京。
到达东京的第二天，我们先来到松柏围绕，寂静肃穆的“慰灵堂”。
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地震，1000多次的大小余震持续了6昼夜，给东京带去了摧毁性打击。当时一万多日本国民在混乱中逃往一个大广场，以为这里能躲开灾难，没想到熊熊大火把所有的妇女儿童大人老人全部活活烧死。为了表示对死难国民的祭奠，后人在东京建造了那座“慰灵堂”。
日本大地震的发生，立即引起中国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从9月2日开始，《北京晨报》、上海《民国日报》、《申报》等相继登载了东京、横滨地震的消息，并发表评论说“我国与日本一衣带水，救恤之义，责无旁贷”。并呼吁国人“万勿坐视此数百万难民嗷嗷待哺，濒于死亡”。转眼间，北京、上海、天津、广州、西安、南通、九江、宁波、温州等大中城市相继成立了救济日灾团体，广泛开展筹款献物活动，并向日本方面表示亲切慰问。
可是，谁也没想到，就在中国的救灾物资源源不断发往日本时，日本东京等地区却正在发生一场对旅日华工的大屠杀。上千名在日本做工的中国人在震灾中倒在日本军人的刀枪棍棒之下。
采访第三天，摄制组来到东京大岛町八丁目，这里曾有七所华工寓所，现在已被夷为平地，修起了楼房和桥梁。 1923年9月2日，就在大地震发生的第二天晚上9点，300多个日本军警拥到这里，把174名浙江温州地区的华工赶到空地上，喊着：“即将地震，须卧地上”。当心理恐惧手无寸铁的华工们卧倒在地时，军警们抡起铁钩棍棒连砍带杀，顿时尸体成片，血流成河，174名华工当场死了173名，只有一名叫黄子莲的华工带着重伤深夜从死尸堆中爬出来跑到华工共济会，向共济会会长王希天哭诉了同胞被杀的悲惨情景。
紧接着，我们又来到东京小石川指谷町街道，这里曾经是王希天所在的中华留日圣公会所所在地。据《王希天小史》记载，当时正在受12个日本宪兵监视的王希天听到黄子莲的报告后，不顾大家的极力劝阻，独自骑着脚踏车前往大岛町了解华工遇难情况。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当年9月19日,黄子莲和许多活下来的华工躲在人群里乘船回国,保下了一条命。他们带回了上千名华工和华工领袖王希天惨遭杀害的消息，立即在全国各地引起强烈反响。从10月21日开始，以上海为中心，南北呼应，全国各界人士奋起抗议，掀起了一个抗议日人惨杀我国旅日同胞的怒潮，强烈要求北京外交部向日方提出抗议，要求查明真象，惩办凶手，讨回血债。
我们很想了解当时北洋政府是怎样对待日人惨杀华工一案的，可是在国内几个历史档案馆都没查到当时的外交档案。据说1948年这些档案随蒋介石带到了台湾。果然，去日本的摄制组在日本横滨市开港外交史料馆找到了他们从台湾刚刚复印的所有当时北洋政府外交部关于这一事件的档案。这些资料告诉我们，1923年软弱的中国深受日本政府的歧视，日本方面对这样一场大屠杀竟推诿责任，掩盖事实，毁灭证据，既不肯涉及军警，更不表示赔偿。 11月7日，日本的《读卖新闻》报纸曾要登载王希天被害的消息，出报的前一天消息被强行撤销，致使第二天报纸开了“天窗”我们在档案馆找到了这张报纸，至今还能在开“天窗”处辨出“王希天”的字样。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