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一篇研究中国时区设置与象征中心主义控制的论文。论点怎样暂且不论，视角倒是独特。利用象征性的行为来建构国族想像，如国旗、国歌、公共假日的制定，是任何现代国家都惯用的手段。泛仪式化的行为还包括文化实践，如春晚、新闻联播等。那些超越自然时间、机械时间的象征控制，为一切官方的民间的仪式化的实践设置了底色。
当然谈时间就必然会谈到空间。对空间的符号化设计，如中国大都市的街道命名（青岛路、淮海路、南京路、中山路、西藏路等）中的国家想像，同样也是指向某种宏大的东西的。是谓象征中心主义控制的时空维度。
遗憾的是原文仅仅梳理了新中国时区设计的一些历史文献，如毛泽东、周恩来在此事上的考虑。而未深入讨论这种符号化的时空设计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影响。我不知道台北人走在街上时，是否有走在大中国的感觉。当地居民在日常交流中使用一些陈年旧名而不是官方地名，是否意味着对官方符号化控制的抵抗呢。韩国前几年倒是把汉城改成了首尔。
James C. Scott先生在研究街道命名时，举了1985年的一部电影《Witness》为例。说是员警在进入阿米什人聚居区执法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使用的人名、地名体系与本地人使用的体系完全不能对接。他们问路的时候，对方不知道是哪里。对方指的地方，在他们的地图系统不存在。他们陷入了符号的迷宫。
如果把这种本地命名视作某种对权力体系的抵抗，这种抵抗也存在风险。比如需要急救车的社区，在电话中说的是俗地名某某街某某号，医院那边可能压根就不知道在哪里。解释半天便耽误了事情。
回到中国时区设置的话题上来。有人提到西藏人在看电视时，看到电视上说“八点洗脚九点睡觉”时，一定会很困惑，西藏的北京时间八点时太阳可能仍没下山，怎么睡觉。而旅居新疆的汉人，或许在自己的旅行日记中写道，“九点多的时候，夕阳映下壮丽的戈壁景观”。中央的政治的时间对人的日常自然时间体验形成了冲击。
在早先的全国广播时代，当播音员字正腔圆地说，“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里面预设的是全国各地仪式般地接受这种一维化的同步逻辑。它无声无息地把人变成了它的物件，并影响着人的日常生活设计。
古人用日晷或沙漏来计时。文人墨客也有伤春悲秋辞。司法过程中也有些带时间隐喻的，如正午午门处决犯人。时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相互转换，比如日上三竿，时间可用竿来量。
前现代社会的时间多是模糊时间，社会的流动很慢，交通工具也不发达。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时差体验在很慢的空间位移中抵消掉了。而现代社会，机械时间可以精确到毫秒，生活从而紧凑得近乎机械化。工具的快速发展把人从自然环境中剥离出来，人对时间的判断变成了更多地依赖机械时间。快节奏的社会、高速发达的交通工具，也让人对时间本身的精细体验成为可能，空间移动因为速度而不再可以抵消时间体验，“倒时差”于是成为一种现代病。
手表也许会因为手机的流行而渐渐被取代，它会退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变成一些富人炫耀财富或怀旧者缱绻往昔的符号？这时，时间被巧妙地藏进了其他的工具（如手机）中，从而隐藏了它侵蚀生活的身影。由以前赤裸裸地挂在手腕或佩带裤腰上变成了可以隐身的萤幕化的东西，从物的形式走入了虚拟化的形式，大约是时间越来越接近它自身本质的表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