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太大了。其实这“大”，本身并没什么不好，只是带来了许多不好的副产品：比如交通的拥挤，比如环境的污染，比如水源的匮乏等等。
以水源为例：北京的水源就是北京的西北部，燕山山脉以南，太行山以东永定河流域的水。流域面积是一定的，年降雨量也是有限的。随着北京的膨胀，用水量急剧增加，水源匮乏是必然的结果。原来永定河的水是要入海河的，后来北京缺水永定河的水被北京用光了，于是当年李瑞环搞了个“引滦入津”，实际上是天津劫掠唐山的水，这桩旧案就不用提了。而现在北京、天津仍旧缺水，而河北平原上的地下水已经是超量采掘。如今没有办法，只好再从南方调水。可黄河的水也经常断流，只好设法调取长江的水。调取长江水又有东线、中线、西线三个路线，东线从扬州取水，利用旧大运河河道从南向北调运。问题是长江的水到了扬州水质已经较差，而再经江苏、山东、河北三省的长途跋涉，加进新的污染，到了天津那已经成了什么水？谁还放心用？而中线调取汉水上游丹江口的水，那里的水质是好的，问题是那儿的水也并不多，没几年就可能面临“无水可调”的尴尬局面。而西线调水问题更多，并且到现在八字还没一瞥。
北京交通拥挤的严重情况已经成了世人皆知的事情了。这不仅消磨了人们出行的时间，降低了工作和办事的效率，降低了人生活的品质。行走在拥挤的路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没走出几公里，对人无疑是一种精神的折磨。而北京乃至整个华北地区的污染尤其是雾霾的情况更为世界所诟病。
于是有传言说是要迁都。几年前说是要迁往西安，还有人说要迁往襄阳，后又有人说迁往信阳，几个月前又传说将保定作为“副都”。这几天中央媒体确切的消息下来了：没有提“副都”不“副都”的事，只是说保定要承接首都部分行政事业单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医疗养老等功能疏解。就这么一个消息，保定的房价立刻大幅上涨。
北京弄成今天这个局面，绝非一日之功。还在解放之初，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豪情满怀地说：“将来从天安门上望过去，四面全是烟囱！”现在看来这话是多么地愚蠢！可这也不能就因这件事对毛责备过苛，因为当年人们普遍还没有“环境保护”的意识。毛是人，不是神，在环保意识上没有先见之明也属正常。可毛的另一个错误是缺少文物保护的意识。当年有人主张保留北京原貌，另在京西建立北京新城，可这一正确方案没有付诸实施。更为令人痛心的是，北京的城墙，这一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历史建筑，连同那一座座城门楼，被拆掉了。要知道，那些城门，是中国的一座座凯旋门，一座座勃兰登堡门啊，可如今已经被永远地被从地图上抹去了。为这事，当年梁思成一次次地上书，呼吁保留这些历史的建筑，可最终的结果是，它的正确意见不被接受，反而因此受到批判。
对北京历史建筑，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遭到更加变本加厉地破坏。这次遭到灭顶之灾的是那一座座四合院。打着GDP 的旗号，实际上是官商勾结体制下孵化出来的孽种---- 一座座商业和金融的钢铁怪物拔地而起，肆无忌惮地挤占了四合院的位置。可那一座座四合院，是中国上千年的历史，承载着中国上千年的文化，每一座四合院，都有一段一段美丽动人的故事。
北京的环境搞成今天这个样子，还要从我们民族文化中，寻找更加深层的原因。几千年来，皇帝老子就是天下第一，所有的人都必须匍匐在皇帝老子的脚下。按着这个思维延伸，首都便是天子脚下，首善之区，任何别的地方不得超越，否则就有僭越之嫌。再说中国一直还是中央集权体制，先发展哪儿，后发展哪儿，打算让谁先富起来，让哪个地方的哪个城市先富起来，那是中央说话才算数的，并不由你本地和本地的人说了算。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北京一定要“大”，还要一定要“好”。具体的含义就是任何行业，任何领域北京都要有，并且一定是最高端的。于是北京除了作为政治中心（这当然是必然的）外，还必须是文化中心，经济中心，教育中心，金融中心，科学研究中心，交通中心…….
以金融为例，上海作为老的金融中心，其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后又有深圳作为新兴的金融城市，在南方与国际金融城市香港相得益彰。可北京死抓住人、工、建、交、中等国有大银行不放，成为“真正的”金融中心。再以交通为例，从地图上即可看出，中国北方，甚至说整个中国的交通中心应该是天津而非北京。天津往北连接东三省，东南通鲁、徽、江、沪、浙，直下石家庄通中南，经北京通西北。可如今大火车站、大机场一股脑地都搞到北京去，大量的班机、列车都在北京中转，弄得北京拥挤不堪，可天津一个机场，一个火车站都冷冷清清，这又何必呢？
再以教育为例，旧中国北京也是中国教育最发达的地方，可解放后，这种差距又大大地被拉大了。 52 年的院系调整，北京以外各地比较大号的大学基本上是两个，一个综合大学，一个工科大学，像上海的复旦、交大、同济、华师大；像天津的南开、天大；武汉的武大、华中工；南京的南大、南工；广州的中山、华南工等等。另外杭州的浙大，东北的哈工大、吉大、东北工、大连工，厦门大、山东大、兰州大、川大、重大、西交大（后迁）等等。可数一数北京的大学，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大这都没的可说了，同时又组建了北航、北钢、北地、北工院、北医，以及后来的中科大，每一所大学都是规模既大，质量又高的大学。另外又有体育、音乐、美术、戏剧、政法、外交、民族、语言、财经、外贸、邮电等一系列高水准的专业的大学。全中国优秀的中学毕业生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吸纳到北京去了。看一看世界上顶拔尖的大学，牛津、剑桥、哈佛、耶鲁、哥伦比亚、普林斯顿、斯坦福、麻省等，没有一所大学在首都，甚至远离大城市。与世界的情况相比，中国北京的情况是绝无仅有的。
再看一看科研院所。中国科学院下属的数十个研究所，除长春、上海、西安、成都有零星的分布外，绝大部分都在北京。除此之外，属于核技术和核工业的科研院所；属于航太技术的航天部一院、二院；属于航空工业的科研院所；属于电子工业的科研院所；属于冶金工业的钢铁研究总院、有色冶金研究院等等，这些都是一些规模巨大的科研单位。可以说，北京的科研院所的密集程度，更超过了大专院校的密集程度。
北京在发展工业项目上也当仁不让。当年位于石景山的首都钢铁公司， 2006 年在全中国500 强企业排名中，已经是力压老牌的鞍山钢铁公司，你就知道他的块头有多大。而位于房山的燕山石化公司，那也是石油化工行业中的航空母舰。解放初的50 年代，无线电作为新兴的产业蓬勃发展，北京的酒仙桥一下子冒出十几个从事电子工业的大厂，成为全国最大的电子工业基地。如今电子工业大都辉煌不再，而其中的798 厂，因留下许多空置的厂房，众多的艺术家集聚于此，形成了中国创意产业的新首都。栽花不成却柳树成荫，也让人唏嘘。
其实北京最大的优势还是发展商业，一来北京人的钱多，赚他们的钱容易。更为重要的是，北京的那些红二代官二代们，没听说他们中的任何人在科学技术上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建树，可这些人在商业领域，却个个身手不凡！这在中国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查一查中国的500 强企业排行榜，再看看这些大企业的总部在哪里，由哪些人在掌控着，也就明白了。
北京什么行业事业都要有，而且都要最大最好。正是这种思维，造成了今日北京的恶性膨胀。直到今天北京拥挤得实在受不了了，环境污染的也实在受不了了，工作的效率大大降低，生活的品质大大下降，这才有人议论要“迁都”，要将“首都的功能向外地扩散” ，可是已经晚了。
笔者以为，最根本的是要抛弃“大北京”的思维。应该把最好的企事业单位，最好的大专院校及科研院所迁出北京。应该把所有国有银行、保险公司的总部迁到上海去；把清华北大迁到昆明去；把科学院迁到合肥去；把原子能科研院所迁到绵阳去；把航空航太科研院所连同北航迁到西安去；把钢铁研究总院连同北科大迁到沈阳去；把有色研究院迁到长沙去；把各个工商业集团公司的总部迁到天津及各地去。而在这同时，把比较落后的，不赚钱的，甚至有污染的企业，暂时留在北京。这样才能保持北京人外迁的积极性，这样才能保持中央领导治理环境污染的积极性。
当然这些都无法实施，我也不过是说说​​而已。
2014 年 4 月 2 日于奥克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