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6月，是前往北欧旅游的好季节。我提前从纽西兰飞回北京，转眼又钻进了飞往俄罗斯的航班。
这次组团与以往有些不同。我很快发现队伍里有好多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导游介绍说他们是来自中国科学院的专家教授，十几位平均年龄81岁，最高龄达85岁。我不禁伸了下舌头，能和这些平时见不到的专家们一起旅游，应该是生活的荣幸。

我们最先踏上莫斯科红场，瞻仰高大精美的东正教教堂。站在肃静的列宁墓前， 我却想起了他们的彼得大帝。博大而富有底气的帝国历史，才成就了今天红场上的凝重壮丽。在令人神往的圣彼德堡街头徜徉，我感受到了古典俄罗斯深厚雄浑的风格。辽阔的土地，广袤的森林，冰雪严寒的气候塑造了坚强乐观的俄罗斯民族。
尽管挤进冬宫无法尽览珍贵的名画和雕塑，我还是不顾一切地挤到最前面亲眼目睹了达.芬奇的真画。我又在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大型油画前停步了。因为我小时候看过她的传记，这位十分了得的女皇现在正不可一世地斜视着我，不由我产生一种畏惧感。这时我听到后面有人在讲女皇三次瓜分波兰，两次发动对土耳其战争的历史，我回头看去，是旅游团里的一位老专家正在向他的老伴讲述看到的名画和雕塑。于是我像一个渴望知识的“小偷”一直悄悄跟在他们身后。当我跟着他们走出冬宫时，望着他们的背影我肃然起敬。
第三天，当米白色的豪华游轮划破碧绿的浪花把我们送到芬兰的赫尔辛基时，旅游团的绿色大巴又载着全团三十多位游客披着金色阳光在一条优雅的乡镇小路上疾驰。导游解释说按照以往的规矩，大巴前面的坐位是大家轮着坐的，每天大家要前面后面来回换座。可是这次我们的旅游不同，中国科学院的十几位老专家岁数都大了，所以把他们安排在前面坐就不换了，问后面的中青年游客有什么意见，因为前一个旅游团因为座位问题曾吵了起来。话音刚落，后面的游客不约而同一起鼓掌通过了导游的决定。
我目视着坐在前面一排排座位上白头发老人的后背，他们听到掌声没有动，静静地坐在那里。我相信，他们沉浸在车里温馨的气氛中，尊重、景仰、爱惜,人们共通的情感和着欧洲绿色田野清爽的空气在车内外轻轻漂溢……

前面就要到达芬兰西贝柳斯公园了。导游介绍说,这是为纪念芬兰伟大作曲家西贝柳斯而命名的公园。西贝柳斯，我挖空心思怎么也想不起这位作曲家的名字。下车后，我跟着人群一窝蜂拥到一个奇特的由600根银白色钢管组成的类似管风琴的雕像前，我知道这是音乐的像征。旁边是一块暗红色岩石，上面是那尊造型别具风格的西贝柳斯大师的头像雕塑。我学着别人的样子，在雕塑前和大师留下了合影。
直到走回车里，我也一直稀了糊涂，不知道这位西贝柳斯究竟何许人也。正茫然间，前面一位科学院的女教授拿起了话筒。她文质彬彬，操着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声音清晰口才流利，此刻我觉得她好像一位沉着稳重的主持人。她说，她代表十几位中国科学院的专家向后座的朋友们表示感谢。她说这次旅行路途遥远​​，后面的朋友们辛苦了。怎样表达他们十几位科学家的感激之情呢？她说这个车上坐着有天文学家、有去过北极和南极考察的地理学家，有研究细菌的生物学家，还有研究大自然环境的动物学家……就请几位老专家给大家讲点什么吧。
好家伙，旅游搞开科普教育了。我感到这位女教授又很像电视节目的策划人和导演。听了她的话后面几排的晚辈们又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鼓掌成了我们和老教授们沟通的一个好形式。
第一位演讲者是坐在第三排那位头发最白岁数最大身体健壮的85岁的天文学李教授。我认出他就是在冬宫被我偷偷跟在后面听他讲解的老者。现在他站起来走到车前面接过话筒，用一口标准的北京话说，他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的西贝柳斯。
我眼睛一亮。真是“哪壶不开来哪壶”。
一位科学家介绍音乐家？我又好奇起来。后来私下向他老伴打听，才知道这位老专家也是一位交响乐的行家。他精通几乎所有的世界古典音乐，他老伴是交响乐团吹长笛的，他们是因音乐走到一起的。
这时老专家介绍说，西贝柳斯是芬兰伟大的作曲家，他最有名的代表作是《芬兰颂》，被芬兰人民当作“第二国歌”。 1995年芬兰在世界冰球锦标赛上首次夺得冠军，欢呼的芬兰人坚持要唱《芬兰颂》而不是国歌。 《芬兰颂》曾经让占领芬兰的俄国沙皇心惊肉跳，因为这部作品早已成为芬兰人民寻找国家独立的进行曲，在枪炮连天的冰天雪地里，英勇的芬兰人与强大的俄军作战时，心里荡漾的就是《芬兰颂》的旋律。
老专家回到自己的座位之后，车里居然响起了《芬兰颂》的旋律。我搞不清这是老先生带来的还是导游准备的， 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看着眼前大小湖泊和大片森林组成的美丽国度，你就能体会到这片土地用它拥有的鲜花、海湾、小草、海鸥、雕塑……铸成了西贝柳斯《芬兰颂》的音符。

芬兰的旅游大巴追逐着夕阳，一路向挪威疾驰而去。坐在前面的一位元生物学专家不停地用他名牌相机哢哢地照个不停。一块草地，一座白顶红墙的小木房，一条林间的小溪，一座云雾缭绕的山峰，他都不肯放过。终于，我们见到了北欧最大的湖泊，也是欧洲排名第三大湖维那恩湖。导游说它是在一万年前冰河时期过后形成的。冰川融化时形成一海峡，然后回弹成眼前的维那恩湖。
从湖边回来，我看到另一位老专家在与瑞典车的司机用英语交谈。他个头偏高，身体魁梧，双臂交叉在胸前，流畅的英语逗得司机哈哈大笑。我听不懂他们在谈什么，但我品出了他平易近人，愿意和普通人打交道的热情开朗的性格。
汽车继续向挪威首都奥斯陆疾驰，即将到达那个幽静风雅的故都。一会儿，那位女教授主持人又拿起了话筒。她说，挪威海西边与冰岛海连接，与北极遥遥相望。我们在座的就有一位教授，他八次进入北极考察，1995年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北极点。他就是坐在第五排的位梦华教授。
又是在全车热烈的掌声中，73岁的位教授站起来走到前面接过了话筒。哇，他就是刚才在车下与司机用英语交谈的那位专家。
我所以没有忘记他的名字，是因为他姓“位”。我第一次知道有这样一个姓。
位教授说，他是国内第一个在北极过冬的人，也是第一个和爱斯基摩人交朋友的人。他说大家应该向爱斯基摩人学习，他们非常衷情和爱护大自然。他说中国越来越重视对两极的开发，两极的冰雪是控制全球气候变化的钥匙，两极的研究有可能揭开大自然的许多奥秘。特别是两极的资源可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
位教授说，在北极最恐怖的是孤独。第一次他一个人独闯北极，孤独几乎把他逼疯。他说人在大自然面前是很渺小的，只有在你面对它而感到恐惧和无助时，你才知道依赖并爱护大自然的重要。他说他经常到中、小学去给孩子们讲大自然的奥秘，他给孩子们写了很多科普读物。他说对这个地球的热爱，要从娃娃开始。然后他高举起手中的话筒说，大家记住：爱护地球！
位教授的话好像把我们带进了白雪皑皑，冰水汤汤的北极。那里的山风撼动着白色账蓬，天地间没有任何生息。眼前的位教授曾经被自然包裹着，承载着对自然的畏惧、崇拜和最高的敬意！
周围所有中、青年游客，给了位教授最热烈的掌声。

当汽车停在了下一站，坐在车后面的游客们很快将位教授围了起来。这个问北极的动物是不是越来越少，那个问为什么解决不了地震预报问题；这个又问北极的冰山是不是开始融化，那个又问北极那么冷爱斯基摩人怎么活的……直到位教授的夫人过来提醒说该上车了，大家才不舍地散去。

这回换成挪威的大巴载着我们向前飞驰。
我们在挪威皇宫的绿色庭院里悠闲散步，参观了气度恢弘的阿克胡斯城堡；我们体会了著名的松威峡湾的最长，和最深，亲自在庄严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大厅的楼梯上走来走去。最有意思的是进入著名的维尔兰雕像公园，几百座描绘人生百态的雕像和浮雕尽收眼底。这是挪威著名雕塑家维尔兰用了半辈子的心血留下的伟大杰作。它们或者幽默脱俗，或者优雅高贵。老公一边为一座座雕像拍照，我就一边为一个个雕像命名。 “母爱”、“亲情”、“忧郁”、“悄悄话”……我为自己在几十秒内就能根据塑像的造型确定主题而沾沾自喜，刹那间，我好像走到了雕塑家的内心，共同找到了属于人类的伟大情感。

当又一天太阳升起的时候，天上依然飘着悠闲自在的白云。汽车载着我们踏入丹麦。头上湛蓝的天空让你不由得深呼深吸，花园式的城市让心里像开了花似的美得有些娇气。我们严肃地走进哥德堡大教堂，乐呵呵地和美人鱼铜像照了像。瞻仰了举世闻名的大文豪安徒生的铜像后，又漫步于喷泉与孩子嬉戏的新满港酒吧街。傍晚时我们走到位于哥本哈根港口的长堤公园，导游让我们往高处看——高高在上的神农喷泉让晶莹水花熤熤闪耀。黄昏柔和的光影勾勒出它苍劲的轮廓，一位金发飘拂的女神左手扶犁右手挥鞭驱赶着四头神牛。这座气势磅礴的大型雕塑为什么要架在这么高的高空，让它一直俯瞰着哥本哈根长达105年？上车后，导游口若悬河地向我们介绍芬兰、挪威和丹麦几个国家的发达和令人羡慕的高福利制度，讲得众游客们唏嘘不已。

那天晚上，我们在一个被绿树簇拥的小酒店休息。早晨起来，我独自出去做操，听着鸟儿的啁啾，看着银色树枝伸展纤细腰肢。
因为那天有好几个旅游团都凑到这里，餐厅有些拥挤。这时一块很大的乳酪不知怎么掉到了地上，被一位白头发的老者发现了。他用手挡住拥挤的人群，大声说“捡起来，捡起来”。我认出他是坐在前排的教授，忙探过身去说“我来，我来”。当我收拾好乳酪起身时，看到那位老教授端着一杯牛奶给他老伴送去。
 
大家又上车了，这回该向德国进发。一排排的树木流向广袤的田野，远处的山峦又像在和我们赛跑。我心里急着想快点看到那个“柏林墙”，那位元生物学家教授还拿着他的名牌相机不停地哢哢。当大家真的面对满是涂鸦的柏林墙时，几乎所有人都沉默着。我好像听到了枪杀翻墙过来的东德人的机枪声，好像看到勇敢的人们站在墙上挥手喊口号。我看了看墙下那一块块拼起来的水泥地，不知道这里曾倒下多少具尸体。正沉思间，早上那位送牛奶的老教授和他的夫人走过来了。老两口穿着一样的米黄色风衣，相互搀扶着，形影不离。他们没有像大家一样把柏林墙作背景拍照，而是在墙的一个断口处停下，以墙的堵头作背景，左边是当年的东德，右边是当年的西德。他们瞻仰了沉重的历史，历史让他们留下了身影。

汽车穿越在柏林的著名街道菩提树下大街，它不愧是欧洲著名的林荫大道。令我难忘的是街两边各有四行挺拔的椴树像翠绿的长廊笔直地伸向前方。这时那位白头发的女教授主持人又站起来，她说这次请中国科学院动物生态学专家张孚允教授给大家讲讲关于鸟的故事。
高大魁梧的张教授站起来，在游客们的掌声中走到前面接过了话筒。呵，他就是那位给夫人送牛奶的老教授，就是双手叉腰站在柏林墙堵头的老学者。他坐在第一排背对着大家，宏亮的北京口音立即让全车安静下来。他第一句话就问大家，你们知道中国有多少种鸟吗？他自己回答：1200多种。他说这里有将近600种鸟因季节气候的变化年复一年南来北往，这种年年迁徒的鸟叫候鸟。为了摸清候鸟的生活规律，就要​​在鸟的身上放有标记，写上需要的资料，然后放飞。做这样工作的科学家叫“鸟类环志者”。他说全国鸟类环志者们披星戴月，到山林泥沼及原湿地中去捕鸟，然后鉴定、测量、上环、放飞，使祖国山河间有10几万只有标记的候鸟在飞行。
我第一次知道还有用这种方法研究鸟类的科学家。显然张教授和他的夫人是全国鸟类环志事业的领头人。他说全国有无数热爱鸟儿的渔民、农民、水兵、边防军、海员、学生、艺术家们支持着鸟类环志工作。张教授停了停，举例说，有一位朋友得到了一只环志老鹰，就每天买肉在家精心喂养，等待环志中心告诉他如何处置。待环志中心覆信告诉他鹰的环志地点并请他再次放飞时，这位朋友谢绝了环志中心准备寄给他的饲养费。他回信说，他因能在几千里外得到这只环志鹰从而为鸟类科研事业做点事非常荣幸；还有新疆哨所的一位战士获得了一个鸟环，不远万里托亲朋好友带到北京将鸟环带到环志中心；天津塘沽一位韩老师不顾60多岁年龄，多次骑车往返5千多米查找环志鸟的资讯，并把鸟环和回收资料寄给环志中心，使专家们首次获悉印度半岛越冬的一种小鸟可由喜马拉雅山脉东端绕行迁往北方繁殖。
张教授讲着这些爱鸟的人的故事，大巴车里洋溢着鸟与人类的最深厚的感情。他接着说，他曾接到一位小姑娘的来信，随信有一个鸟环。信中说，这枚鸟环是她哥哥获得的，他哥哥写信说他不知道这枚小环应该寄给谁，但他一定要想办法把鸟环送到北京。这封信和鸟环没有寄出哥哥就溺水身亡。小姑娘完成了哥哥生前的心愿，然后在家乡的山上给哥哥立了块碑，上面刻着“爱鸟的哥哥”。
还有一封信来自河南伏牛山一个贫困小山村，信中说她是一个长年卧床的残疾姑娘。不久前她弟弟在山上捡到了一只死鸟，脚上拴有一枚小环，上面有许多不认识的字和号码。她想这一定是作什么研究用的，要赶紧寄走。为了怕把环丢了，她把辫子剪了让弟弟到供销社换了钱，把信挂号寄往北京。
张教授讲到这里，竟哽咽地说不下去。
这一情景使我非常震动。在浪漫的北欧旅游途中，在风光秀丽的异国他乡，这位老教授想起了他刻骨铭心的往事，都是一些最普通人的往事，一些爱鸟的人的往事，他依然那样激动，在我们这些陌生的游客面前流泪了。
他把我们带进了遥远的宁静单纯的意境，一个人类更贴近自然，更敬畏日月星辰，更惊惧风雨雷电的意境。车外是一片片树林和绿色田野，衬着车内的寂静洋溢着高尚美好的激情。好半天没有一个人说话，那位元生物学家也不举相机了。我们和老专家们的心贴得越来越近，我们同去一个方向，我们同在一块蓝天下。

瞻仰了德国柏林的标志性建筑勃兰登堡门和柏林国会大厦后，我们登上了返往俄罗斯的飞机，然后由那里飞往北京。望着一位位步履缓慢推着行李车的专家们，我为自己没有机会表达对他们的崇敬而有些遗憾。我敢说，车上坐在后几排的中青年游客，每个人都会发自内心地对这些同游的老朋友们心存感激——为他们博学的风采，为他们过人的修养，更为他们对人类所担起的责任以及他们所做出的贡献。我第一个提出要和专家们合影，游客们纷纷效仿起来。

到了北京机场，望着远去的专家们的背影，我从心里为他们送去了最热忱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