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戏校园里多了些“新建筑”——沿着操场四周搭起了一人多高的竹篙架子再封上草席，各派的大字报就在那里安营扎寨。“12.4事件”始末一期接一期被人登载在这草席棚棚上，详详细细，即写即发，我们这些局外之人也象看连载章回小说一样读得津津有味。）

月黑，风高，冷巷。1966年12月4号凌晨，北京台基厂的小路寂静无人，幽幽的路灯被寒气逼得缩手缩脚只留下灯杆底部一小摊亮色。隐约中除了墙上零星几条破烂的白纸黑字标语在寒风中飘忽，四周的房屋、马路、树木几乎没有被眼下乱哄哄的派仗所污染，干净得孤凉，凄冷。好像被人刻意隔离在轰轰烈烈的“史无前例”大墙外。忽然远处隐隐传来汽车缓缓的引擎声，不一会儿一辆带篷的解放牌大卡车熄灭大灯黑着脸轻手轻脚驶来，在一处有高墙的大铁门附近停下。蔫儿不出溜 ，一群男女红卫兵从车上爬下，直奔大铁门……
警卫士兵打开大铁门旁的小门，迎面是几位长着美丽大眼睛的女红卫兵。
“做什么？”卫兵警惕地问道。
“我们有要事和里面的人说。”女红卫兵回答。
“有批示吗？”
“红卫兵需要批示吗？”
“那不成，我们接到的指示……”
……
这边争执着，高墙的那边十几个男红卫兵却熟练地翻墙潜进院内。这伙人似乎早已谋划在先，一落地便按图索骥摸向院内的小楼，进得楼内只是抬头巡视了一遍，随即毫不犹豫地冲向二楼。也不用人指点，他们看准一扇门连敲都不敲，直接破门而入。
“起来！起来！跟我们走！”来不及开灯红卫兵冲向床边厉声命令。
睡在床上的人似梦初醒懵里懵懂操着山西口音问道：“去哪里？你们是什么人？”
“少废话！跟我们走就是了！”红卫兵一边说一边打开床头灯。
灯亮了，被窝里的面孔看的一清二楚。红卫兵愣住了，睁大了眼睛不敢相信。
——彭真！要抓的人竟然是他！
一点儿不错，躺在床上的就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市长、毛主席的好学生、“彭、陆、罗、杨反党集团”首一位——彭真！
床前的红卫兵立时象中了头彩一样狂喜。太伟大了！事前他们只知道去执行一项秘密任务——抓个“黑帮”。没想到这个“黑帮”的级别竟如此之高，那可是天朝一品大员啊！通常只能在报纸、电影里见着的画中人，如今竟能脸对脸捉个活的！时到此刻他们才意识到他们在执行一项将要加载光辉史册的伟大壮举！哇！如同服了一注兴奋剂的红卫兵不管三七二十一拖起彭真就往外面走……
以下的情节至今仍是个迷，十几个人半拖半架将彭真押出大门，警卫员干什么了？当时的大字报、小报有两个版本：主板说警卫员被女红卫兵团团围住，他是有劲儿不敢使啊。你想，面对个个如花似玉，嗔中带着娇的女孩子，他哪儿敢动呢？硬拼他不怕，美女阵他可从来没见过，眼见着彭真被带走，急得他直哭却万般无奈。
另一个副版说红卫兵根本就没有翻墙。警卫和他们早已串通好，大门被打开，双方只是做做样子，半推半就，彭真就在警卫员的眼皮底下轻易成了红卫兵的囊中之物。
不管怎样，那一天彭真被带走是真的。自从卡车消失在黑暗中之后，上至中央政治局，下至媒体部门，没有一个人知道彭真被绑架到哪里去了，他忽然人间蒸发了！
不光是这些，那天的夜晚，事件远不那么的简单。
北京城东北角，和平里中央乐团排练大厅。由于政治运动的干扰，乐团演出业务早已荒废，排练厅一直闲置。12月4日晚却突然忙乱起来。一辆辆型号不一的汽车接二连三地开进开出，从每辆车上跳下一批人悄无声息地涌进排练厅，不一会儿似乎丢下一个人，便匆匆离开。更奇怪的是所有的行动都是在乌漆麻黑的暗影里活动，无一人试图开灯。
伸手不见五指的排练厅已丢下好几个人。这些人表现很老实也很听话，乖乖地相互保持距离，龟缩在黑乎乎的墙角里，一声不吭。据大字报揭发，其中一人回忆：我靠在冰凉的墙壁坐着，心里很害怕，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听得出旁边有悉悉索索的声音，知道还有和我一样的人。他们是谁？我不敢问。等天蒙蒙亮了，看得清楚了，我吓了一大跳，天呐！全认识！有前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刘仁、郑天翔还有前文化部部长肖望东……都是清一色的“三旧”黑帮分子！（文革术语，指当时的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
也就是说“12.4”那天晚上，中央丢失的不仅是彭真一人，还有一大批同样以彭真的模式被绑架的前高级领导干部！
好家伙！这可摊上大事儿了！敢从中央手里夺人？胆大包天！这些人虽然都是“死老虎”，但没人相信他们不会活过来，到那时他们的能量不可低估，绝对是扭转乾坤的生力军。这样的一些人一夜之间从中央的视线里消失，说好听点儿是干扰了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说不好听点儿，你这不是成心驳中央的面子吗？连个人都看不住，这让中央的脸往哪儿放？明摆着说你中央没能耐！还好意思搞文化大革命？
这是谁干的？
我们不知道周恩来接到这个案子后脑子里是怎么转的，不过有一种分析大家心照不宣，能绑架到彭真，绝不是等闲之辈，即便是红卫兵那也是来头不小的红卫兵。谁能知道彭真的住址？谁能画出彭真住的小楼平面图？谁能肯定彭真住在哪一个房间？你我平民百姓之辈说得出个所以然吗？
我们猜想周恩来多少心里有点儿数。中戏校园大字报上就写着：总理拿起电话，直接打给时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戚本禹。开门见山就问彭真他们在哪儿？
戚本禹一愣十分委屈地回答：“我哪儿知道啊。”
“我不管你知道不知道，你必须给我找到彭真！”总理说完不等戚本禹回答就挂断电话。
电话的那头戚本禹心虚了，他摸不清总理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揣了大约二十分钟戚本禹拨通了总理的电话：“我想大概……大概在叶向真那儿吧。”他这样说。
真相大白，总理松了口气。原来是这个小丫头干的！还有她的中戏“毛泽东主义战斗团”和她那边的中央文艺系统合伙人！擒贼先擒王，接下来就是找叶向真了。谁知这个小丫头知道伯伯要找她，故意躲着不见，最终还是郑国玺（主义团的第二把手）出面。
这里我加一个插曲，该战斗团笔杆子军师谢鲲在“12.4事件”几年后和我聊天时曾说：“那天我等到凌晨，郑国玺回来报告说彭真抓到了。我立即起草通告，告白天下。当天早上通告迅速撒遍北京全城！”停了一下谢鲲情不自禁地炫耀：“小日本的情报工作不得了，动作也最快，第二天‘读卖新闻’就注销我写的通告。可见我们的影响有多大！” 说这话时谢鲲看着我，眼睛里迸发出得意而兴奋的目光。
当然喽，通告里没有透漏隐藏彭真的地点在哪里，还有是谁谋划和执行这项震惊中外的抓捕行动。这可是秘密！也是和中央讨价还价的筹码。
周恩来总理一天之内接见了郑国玺三次，这是文革史上极为罕见的记录。总理见郑国玺时和颜悦色，称他为红卫兵小将，并赞扬他们的行动为革命行动，大方向正确，可以理解。这一通顺毛捋的话使郑国玺心舒意暖，一颗悬着的心落地了，他松缓了精神和总理攀谈甚欢，时刻不离手的烟斗也因总理的首肯刺啦刺啦地青烟缭绕起来。事后郑国玺无不得意地回忆：其中一次接见后他离开会场，没想到总理忽然追了出来，说，小将，你忘了一样东西。我回头看，总理手里拿的正是我的烟斗。
气氛如此和缓，事情也就好办多了，总理趁机提出建议：大家分工合作，批斗会由红卫兵小将组织，安全保卫由北京卫戍区部队负责，毕竟部队有能力有条件做好这件事，护卫是他们的专业嘛。这一席话说得郑国玺无法回驳。谈判几个回合下来，红卫兵只得按总理的方案俯首听命。
其实主义团一开始的抓捕行动就没打算将人质据为己有。红卫兵心里明白独霸“死老虎”后果不堪设想，你也没这个本事和资格，最终还是要还给中央的。只不过突然这么“玩儿”一下，一来显得“造反革命”正确，二来在革命江湖中混个魁首，风光风光。目的达到了，也乐得个顺水推舟。
与总理会谈后，“12.4事件”总算有惊无险地结束。北京卫戍区从西郊门头沟山沟沟里的中戏半工半读试点班砖房内接走了那帮子前国家领导人。根据总理的承诺，红卫兵们也很体面地举办了数次大规模、高声势的有“黑帮”真身出现的批斗会。
从此“毛泽东主义战斗团”名声大噪，郑国玺象英雄一样受到主义团那派人的追捧。
郑国玺，表演系二年级学生，屌丝出身，父母均是普通工人。他身材高大，一表人才，美中不足鼻子稍显肥大，故世人赠其绰号“郑大鼻子”
郑大鼻子的专业成绩出众，是块优秀演员的坯子。我进中戏初始正逢表二学生陕西下生活回来，照例举办汇报演出。郑国玺与老师封锡钧合演一段小品，其表演成熟、模仿陕西话到家令我印象深刻。
只可惜文革中他响应“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弃文从政，投身官场运筹的群众内斗污浆里，身先士卒，摸爬滚打，终于不负众望混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二把手。一个叱咤中央文艺战线的风云人物。
工宣队进驻中戏，郑国玺被隔离审查，身陷囹圄，他才醒了过来，回首那惊心动魄的往事，不由惊吓得一身冷汗。他深知自己涉案太深，知道了很多不该知道的内幕，背后又没有什么官府靠山撑着，一介草民难扛朝廷要案，思量再三，他选择了最简单，最没有后果且一身轻的走法——跳楼。可怜又一英年才子只因误入歧途无计解脱，落得个早早西归！
从被窝里抓出个彭真来，这个事件颇具有戏剧性，为当时绝冷无情的内斗纷争增添了一抹明亮的八卦色彩，只是参与八卦的“演员们”的结局却是个个悲惨，不是进监狱，就是赴黄泉。总理在解决“12.4事件”危机后不久就将此事件定性为：“打砸抢，开创了全国特务绑架先例”。叶向真“荣膺”了两个“全国先例”。作为对立面的我们，当时也曾闻讯拍手称快，大呼罪有应得。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阅历的增多，我再回过头翻看那段退色的历史，忽然有了不一样的心情，憎恨没了，胜利的快感没了，却多了一丝同情和悲哀。这场博弈的胜负有什么意义？其实我们都是吊线下的玩偶，由不得你自己。一旦玩偶生出了灵魂，不管你是叛逆或是越轨，都会被操控者甩出舞台。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互偏执记仇？在那个大环境下，二十几岁的初生牛犊哪里知道政治森林有多深？他们使出浑身解术向森林炫耀自己的生存把式。为什么要责怪他们？
算了吧，我之所以把它写出来，权当一场木偶戏观赏吧。
2014/2/27 于奥克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