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邱林川在研究南方工厂工人时发现，网路应用对他们非常重要。 “杀马特”或年轻的农民工，没有智慧机、不会上网的人少之又少。在大城市开个烟酒小杂货的小卖铺老板，或者智利北部铜矿工人，都离不开移动网路。没事泡在网上，是最好的打发时间的方式。
智利北部的铜矿工人上班期间比休息期间上网频率更高。中产阶级白领偷偷摸摸地在上班时间登录一下脸书，或者用手机玩几盘“五分钟游戏”，都有些磨洋工的意思。用德塞都或者斯科特的话来说，这样做实现了某种弱者对宰制体系的反抗。
当然这种反抗也许是无意识的。它以电子逃离的方式，避开了一种规训但却进入了另一种规训——由工作的束缚到电子的沉迷。但两者又是统一的。对工厂的管理层而言，适当地放松一下对工人的管治，睁只眼闭只眼，让工人能享受到偷情般的刺激与快感，体系的控制也许就变得更弹性、彻底了。

伦敦大学学院有个全球社交媒体影响研究，在中国设了一南一北两个田野观察点。其中有篇人类志记录了对南方农民工家庭的观察，调查者发现很容易找到生了五到七个孩子的家庭。 “偷生”在现在的底层社会也许已经是个公开的秘密了。
在谈中国的生育政策时，许多人忽略了这种底层的生育反抗。像很多其他语境下的反抗案例一样，这里的反抗可能也是与权力实践伴生的现象。换言之，没有独生政策也就没有生育反抗。它更像是个语言问题，带有某种“弱者的狡黠”的特点。
对于以社会晋升方式——农村人似乎只有接受教育和参军两种——逃离底层的人而言，摆脱社会化的生育控制是很难的。一方面，控制以奖励的形式出现。只要严格遵守游戏规则去生活，一般都可以收获到制度安排​​中的既有好处，如升迁、身份、认同、价值等。另一方面，控制又以惩罚的形式出现。违背了既有准则，也就意味着你与体系内的好处无缘。
在体制内接受了长期训练的人，反抗的代价是相当大的，比那些仍在乡土或者十几岁就子承父业成了新农民工的同伴更大。这批人到最后往往都选择与体系合作。

朱大可在《江南园林：被折叠的时空》中以奇技淫巧的修辞提出了一个虚假命题：江南园林的反抗，以非对称的景观建设来解构中轴线所对应的国家主义原则。
但是江南园林也许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所有所谓的“反抗”文化——春宫图、山水画、书法甚至类似“大隐隐于市”的哲学等——一起构成了规训文化的另一面，与官文化看似不同本质却相同的一面。
缺乏这层意识的对反抗的强调，都不可避免地带上过度阐释色彩。

Susan McCarthy在最近的《中国研究》期刊上发了篇文章，讨论中国宗教组织微妙反抗国家权力的“化为己用”法则。
化为己用如何与日常抵抗、合法抵抗区别开来？ “化为己用”本身也存在可探讨的空间。它涉及到站在谁的立场说话的问题：对宗教组织而言，化为己用也许是隐秘抵抗的形式，对国家权力而言，它也许恰恰是隐秘收编的过程。
对于宗教原教旨主义而言，这种化为己用的方式也许不可容忍。作者没有讨论到宗教组织内部的矛盾与分歧。另外我相信在漫长的宗教历史上，这样的进退过程与策略是一直存在的（想想历史上的崇佛灭佛运动），而不只是当代才有的。
权力结构之间也存在着某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私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