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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是陈永贵最难过的一年。
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以后，陈永贵天天躲在家里接受媒体的责难。报纸上批判文章连稿累牍，《评大寨经验》、《人妖为什么颠倒》、《太行奇冤》、《抓典型上的严重教训》……批评的,泼脏水的,骂人的,讲道理的,落井下石的,什么都有。有实事求是的分析,也有事后诸葛的指点。好在陈永贵认字不多,他只要知道又有人在骂了也就行了。他在房间里成天抱着头,不想吃饭也睡不着觉,困了就往沙发上一倒，像个孩子似的特别需要有人呵护。此时他最想念的，一是毛泽东，二是周恩来。
当了中央领导以后，陈永贵知道自己文化低，他曾给毛泽东写信，给自己制定了三条提高水准的方法：一是读书，二是向别人学习，三是深入群众。以后又提出三不：不穿军衣，不拿工资，不搬家。于是白头巾对襟袄仍然是他的标志。他进京后开始住在宾馆很不适应，又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了“三三制”，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时间下去搞调查，三分之一时间回大寨。毛泽东欣然同意他的要求。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跟陈永贵谈话，安慰他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邓小平说，老陈以后不要再搞大军团改造山头了，劳民伤财。山上可以种树嘛 。胡耀邦也嘱咐他不要背包袱，好好学习，好好休息。
最能表达陈永贵思想变化的是他的这句话：“我算是吃够亏了，上面提出九十九，我就能干出一百一。过去我最看不惯机关的八小时工作制，以后才知道，那是巴黎公社用命换来的一点自由”。
陈永贵到北京后不转户口不拿工资，仍在大寨拿工分。大寨曾想给他每月补助40元他坚决不要，说吃双份就是剥削。在北京他不要服务员，不要管理员，警卫员一人成了大总管。按照他的级别，回家坐火车应该一个人一个软卧车箱，可陈永贵拿着捎给乡亲们的棒子面，跟农民赶集似的和别人挤在一个车箱里。他早上喝小米粥，啃个馒头，吃点咸菜；中午最多两个菜，如果吃面食，就是炒苦瓜之类。平常买肉，最多买一斤猪肉或羊肉。
陈永贵的警卫员说，1980年陈永贵辞职后，给他定每月200元。从此他又抽起了小旱烟，烟杆又挂在脖子上。家里有妻子，小儿子，还有一个孙子，全靠这200元了。他被北京的邻居们称作最高级别的穷人。老朋友去看他，家里空空如也。唯一的财富是书架上那些书，都是政治局发的，还有各杂志社送的，可他享受不了。
一次视察贵州，走时人家塞了两箱茅台酒，到了北京他发现了，问是哪来的，然后就发火，命令寄钱过去。到云南也是一样，人家往飞机上丢了一箱云烟，他也要求退钱。云烟那时6角一包，一箱50条，他哪来钱退呀，只好打折退。陈永贵说，“让领导干部富很容易，让群众都富，太难……”。
陈永贵一生都在努力做毛泽东所要求的一个无私的社会主义新人。
1985年年初，郁郁寡欢的陈永贵被查出得了肺癌。
陈永贵辞去副总理职务后，他最顾虑的是大寨人怎么看他。初级社到高级社时，他让村民们把自己家的牲畜、农具拿出来作价归公，弄得家家一贫如洗；他曾经让大寨人连续几年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上山开田，因为吃冰楂饭，至今凡是参加当年开山造田的人全都得了胃病；当初村里明明有粮食，可他却把好粮统统卖给国家，让村民们多吃了好几年的面糊糊和酸菜；发大水的日子，村民们忍饥受冻，他让大家眼巴巴地看着到手救济款飞走了，连一条别人送的被子都不让留下……每次大寨村的干部去北京看望陈永贵，他总是问村里的人骂没骂他，都骂些啥？他让来看他的人回去给村民们捎个信，说他对不起大家。他常问大寨还愿不愿意留下他，承不承认他是大寨人，“如果不愿意，我就回祖借石山，如果愿意，就在虎头山给他我旋个墓”。陈永贵说到这里，声泪俱下。
陈永贵对他妻子说，他死后，把村里那套住房让出去，把家中借用公家的东西折价归还。不该家里人享受的不要享受，更不要向组织上提什么要求。他曾经跟原来的“铁姑娘”队队长，新上任的大寨领头人郭凤莲登上虎头山，指着七沟八梁一面坡说，将来他死了就埋在这里。他叮嘱说不要埋在狼窝掌，那儿不好。
1986年3月25日，陈永贵病逝。
4月4日清明节，大儿子陈明珠捧着父亲的骨灰回到了大寨。村民们早早等在路口，虎头山下一片哭声。
此时，大寨村民的心里，念着陈永贵的好。
71年一个村妇怀孩子了，想向村里要点细粮。一个村干部答应了过后却给忘了。陈永贵知道后把那个干部狠狠批评了一顿，从那以后，他就规定凡是生孩子妇女，一律给15斤细粮。
陈永贵有一手做菜的手艺。过去大寨人吃肉不太讲究，听说陈永贵炒得一手好肉，就一家一家端来肉让他炒，炒好一个端走一个……
村里有个“五保户”，家里没有劳动力，一直受陈永贵两口子照顾。现在人们还能在老人家的院子里看到陈永贵当年为他挑水的扁担和水桶。
“文革”时陈永贵在太原看到作家孙谦被造反派斗得很凶，他就把作家藏到家里躲了很长时间。后来孙谦把妻子孩子也带到大寨，陈永贵全给保护下来，他们一家人一直住到“文革”后期。后来孙谦写下了《大寨英雄谱》，去世后埋在虎头山上。
……
现在,陈永贵从北京回来了,大寨人知道他一生最爱的是大寨。上级不同意搞悼念活动，他们便搭了一个简单的灵棚。第二天一清早开追悼会，全村的乡亲都来了，很多人都哭了。追悼会开完立即把灵棚拆掉。
梁便良从十几岁就跟着陈永贵干了几十年，后来成了大寨英雄。追悼会上他一头栽倒在地，第二天才醒来。李喜慎一个人举着花圈站在黄土高坡上哭成了泪人。最伤心的顶属贾进财了，现在他要履行六年前自己给老陈许下的诺言。以前，老贾不知多少次履行诺言。最开始他决定把党支部书记让给陈永贵当自己一辈子不后悔，他做到了，连毛泽东都夸他是个大贤人；陈永贵让他到山上放牛，他说要把牛喂得溜溜圆，他做到了；陈永贵让他到金石坡开山打石，他说十天一定开出石头，他做到了。他和老陈曾经相约，谁死在后面谁给先死的送花圈，今天他伤心地献上好大一个花圈，他又做到了……
载着陈永贵骨灰的小吉普车绕村一周然后开上了虎头山,是让不能出屋的大寨老人再看一眼当年的领头人，也是让陈永贵再看一眼大寨。车后面跟着长长的人流和花圈,陈永贵的骨灰一半被埋在了他的前妻虎妮的身边,一半撒向了虎头山……
1996年10月，来自世界各国的农业专家云聚北京，对中国粮食问题进行研讨。世纪之交，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又一次引起世界关注。由于人口增长，耕地减少，环境恶化，以及种种天灾人祸，全球的粮食供应频频告急，世界的粮食储备已经降到历史最低点。在这样严峻形势下，中国能否生产出供13亿人口的粮食已经不是中国自己的事。中国的农业总带着令人费解的神密色彩在传统农业方式与商品经济之间斟酌徘徊。
今天再登上虎头山，这里的梯田已全部退耕还林，山坡上种满了松、柏、枣、杏，几十种乔灌木花草植物证明着大寨造林绿化的水准。一排排树木茁壮成长，成了阻挡山洪的坚强卫士。能耕的田地已全部分到各家，村里的小煤矿也响起了机器声。村里少了种地人，多了买卖人，不少青年人都出去经商打工。街道小卖店放的多是“文革“时的歌曲，大寨——置身于山势峻秀、绿树成荫，景色绚丽多彩的花园里……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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