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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持续不停、日益高涨的学大寨浪潮中，身为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没有丝毫懈怠。他说中央的斗争太复杂，我主要听两个人的话，一是毛泽东，二是周恩来。毛泽东号召要“继续革命”，大寨还要出“新套套”，那就是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彻底改变人的自私、懒惰和虚荣的本性。
不识几个字的陈永贵向人性发起了挑战。
陈永贵理解的“艰苦奋斗”就是要苦，要穷。
有个年轻人一次在街上逛街，进饭馆吃了一顿被陈永贵知道了，就在大柳树下语重心长对那个年轻人进行教育。年轻人不服，说又不是吃公家的，陈永贵说吃自己的也不能贪图享受。一年夏天，几个年轻人干活累了往树下一躺，聊天说“最好有沙发坐，开起电扇，喝一瓶汽水”，这句话被一名干部听到了，所有的领导都到大柳树下对青年们轮番进行教育。从那以后陈永贵规定绝对不许年轻人戴手表，穿皮鞋，穿花衣服，烫头发。因为大寨村太苦，一些年轻姑娘想到外地找物件，遭到陈永贵严厉批评。闻名全国的“铁姑娘队”的姑娘们不断收到一些各地寄来的“求爱信”，也真有姑娘和外地人信来信往建立了感情。陈永贵像个大家长，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是资产阶级思想对大寨这块纯洁土地的侵蚀。他在大柳树下召集团组织会议，要求铁姑娘们正确对待婚姻。一些记者看到姑娘们模样不错，用相机给姑娘拍照，陈永贵很不高兴，照得越美他越不高兴，怒气冲冲地赶跑了记者，然后在大柳树下继续开会，向村里的女人们再三发出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呼吁。
1963年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降临大寨，洪水呑没了成片的村庄和田野。房屋倒塌，土地冲毁，虎头山下一片废墟。男女老幼几百口人挤在大寨的一个会议室里。陈永贵组织人在大柳树下支起四、五口烧菜锅给村民煮饭吃。大寨的灾情被报导出去，立即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慰问电一个接一个传来物资支援的资讯，可是被陈永贵全部拒之门外。紧接着昔阳县拨来一笔医疗费，又被陈永贵谢绝。最激动人心的是县里又拨了1000元，那年头这可不是个小数字，许多村民提心吊胆生怕再给拒绝了，果然，到手的钱又被退了回去。县里又派来两辆马车，全是八方支援的被褥，衣服，这正是受灾的村民最需要的，可车上的东西看都没看，两台车就被陈永贵退了回去。然后陈永贵立即在大柳树下召开大会统一思想，口号是“不要国家救济，坚持自力更生”。以后，军队和政府机关多次给大寨送钱送专案，还有的想帮助买农机，建体育场，陈永贵对一切援助予以排斥，在他看来，接受外援就是动摇了自己的“自力更生” 。
当年的一位元记者举例说，比如羊官放羊，他老婆要生孩子，你说他是先把羊赶到羊圈还是先顾老婆?结果他先把羊赶到羊圈再去看老婆，这就叫“先公后私”。
七十年代有了机械化，村里到山上安了滑道，一次往山上挑粪，一个年轻人说将粪筐往滑道上一挂一溜就上去了何必用肩挑呢。陈永贵又让大家到大柳树下开会，说有了机械化也不能丢了“艰苦奋斗”。他带头拿起粪筐，天上的滑道吊着东西在飞，他挑着两筐粪在山坡上爬，村民们不声不响跟在他后面……
早在1919年，20多岁的毛泽东曾发表文章，吐露他有一个到岳麓山去建设“共产主义新村”的理想，他设想“新村”里要“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养鸡鱼”，要办成“公共育儿园，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医院和剧院”等等，这其实就是“一大二公”、平均主义、工农商学兵融为一体的人民公社制。这个设想的乌托邦图景也是58、59年他曾尝试却又失败了的所谓共产主义追求。
陈永贵的想法与毛泽东一脉相承。他坚持大寨走集体经济道路，干脆一年一评工分，不许有人太高有人太低，多劳少劳差距不能悬殊。他要求工农商学兵职工也一样记工分，公社要办好学校、合作医疗、幼稚园、缝纫组、文化室、公共食堂，等等等等，所有家庭自留地全部收回。
可毛泽东就非常赞赏陈永贵的管理办法。他说，过去共产党打了三十多年仗，实行供给制，几十万人过的是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壬物资刺激。而是靠革命精神激励。毛泽东认为，不讲政治觉悟，只讲个人主义的物资刺激，这是“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种表现”。
遗憾的是，不论毛泽东还是当年的副总理陈永贵好像并不了解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八亿多农民在五万多个人民公社里干了二十年，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水准不如解放初期。大约有一亿户人家粮食不够吃，四千万户人家粮食只够了吃半年，剩下的几百万户更是食不裹腹。至于现金收入就更可怕了，大约有一亿一千万人每天只挣一角一分钱，四亿六千万人每天挣一角三分钱。另外两亿人挣的多一点每天平均也不超过两角两分钱。农村有将近一半的村子没用上电，在这样的情况下搞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公社制，只能成为今天的历史笑谈。
当年一位省委的宣传干部说，结果能干的农民不愿多干，他们不游行示威抗议，就搞无声的反抗，在地里磨洋工，比那个反抗还厉害。亿万农民在地里磨洋工，是非常可怕的。
六十年代末，安徽小岗村农民为了度过严重饥荒，提出了分责任田的“包干制”。他们按下手印，冒着掉头的危险换取饥饿问题的解决。可是他们遭到了极“左”路线的强大干挠，责任田没能得到推广，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这些被称为“三自一包”的经济政策受到更严厉的批判。
而陈永贵推行的公社制，看起来却是春风得意，前程远大。
1976年2月，周恩来总理逝世。
同年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
不久，“四人帮”被赶下历史舞台。
1978年春天，《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在全国掀起一场思想解放的大讨论。那几天，中南海的政治家们都在寻找5月11日的《光明日报》，只有陈永贵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后来发现中国大船有掉头的迹象，才让别人把文章念给他听。很快，各地农村在思想解放的召唤下，开始了一场否定大寨模式的运动。
虽然陈永贵并不很理解真理标准、社会实践这些概念，但他以农民的精明与敏感，意识到中国农村改革风暴可能到来。他最关心的是持续了十几年的农业学大寨浪潮还能不能继续下去？他本人的命运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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