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六十年代，五年十年“赶英超美”的口号让全国人民群情激昂。一方面对粮食的需求迫在眉睫，一方面又大办食堂，大炼钢铁。 “共产风”所到之处，农民杀猪宰鸡，生怕被政府“共产”了去。六十年代初，一边是三年自然灾害，一边有大批粮食支援了“亚非拉”。一边农业经济政策大冒进，一边是成千上万农民饿死在逃荒路上。
当时的报纸连续发表文章，把农业上不去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农村干部的思想觉悟和作风问题。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靠生产解决问题“，这是毛泽东的思想。他正苦于要找一个这样的典型。
1964年3月28日，距离“文化大革命”还有两年。当时的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在毛泽东的专列上汇报了大寨的情况，毛泽东非常感兴趣。陶鲁笳说不久前陈永贵在山西作报告，虽然没有引经据点，观点却符合毛泽东思想和辩证法。毛泽东以肯定的口气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唐朝时你们山西有个大学问家叫柳宗元，他在穷山沟里写过好多好文章”。事后又有人向毛泽东汇报大寨的情况，毛泽东说，“喔，农业学大寨”。
1964年全国人代会上，周恩来的报告正式提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它成为毛泽东解决粮食问题的农业方针。政府报告用了很大篇幅介绍了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以最快的速度传遍全国。
1964年月2月26日，是毛泽东71岁生日。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小宴会厅，毛泽东邀请了火箭专家钱学森，大庆油田工人王进喜、天津下乡知青邢燕子及大寨书记陈永贵同桌就餐。席间他笑着对陈永贵说，“你是农业专家”。这句来自伟大领袖的赞扬，是陈永贵一生获得的最高荣誉。很快，大寨三战狼窝掌成为全国媒体报导的热点，大江南北掀起了学大寨的热潮。大寨人万没想到自己一个虎头山一夜之间成了全国的样板，他们用血汗证明了毛泽东“精神可以变物质”的思想，虎头山上飘起了“自力更生”的大旗。
大寨村没有停步。他们开蓄水池，科学沤肥，桔杆还田，填沟造平原。他们用几十吨的炸药让高高的山梁瘫下来，然后用推土机把泥土推成平地。这种造价极高的“继续革命”的做法当时就引起争议：搬山填沟，把山梁上的树砍了，把坡上的植被破坏了，得不偿失。如果当时把那么大的精力和物资用来种树，而不是在“粮山”上持续徘徊，虎头山就会是另一番景象。
可那时连饭都吃不饱，谁能想到种树呢。结果是山上的植被遭到破坏，一刮风就漫天黄沙。
陈永贵的想法就是想把虎头山搞成平原。他想放水水上不去，他想开拖拉机机耕上不去。虎头山必竟是座山。可到了六十年代末，大寨的粮食亩产超过了千斤，他们始终保证足量交纳公粮。一时间，全国各媒体对大寨的宣传力度逐渐升温，总结和推广大寨经验成为重中之重。全国各大小报刊几乎每天都有关于大寨的报导，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二十来位元权威记者在大寨蹲点长达十几年之久。
周恩来总理三次陪同外国客人到大寨参观，使大寨成为与井岗山、延安、韶山齐名的红色圣地。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参观的人们潮水般涌向大寨，虎头山每天都有一万多人，最多时高达两万多人来参观。十几年间，来自世界134个国家25000多外宾和全国29省市区1800多万人亲临大寨，其中有40多个国家领导人22个国家元首登上虎头山。人太多水不够用，厕所也不够用，少数民族代表更是戴着红花被敲锣打鼓送来，胸前都带着一个“忠”字。
大寨的故事也感动着一代文人。上海老作家巴金看着层层梯田无限感慨，信笔写下了《大寨行》。一代文豪郭沫若与陈永贵交上了好朋友，他不但为虎头山留下诗篇，还写下遗嘱把自己一半的骨灰撒在大寨。电影艺术家孙道临亲自导演了艺术纪录片《大寨》，还说要再拍一部关于大寨的故事片……
不过，一些发达国家的参观者看了大寨后不以为然。他们说，若靠人拼，我们没有那么多人。我们的土地也没那么紧张，这样的地，还是让它长草好了。
陈永贵为了土地能高产，要求山上只许种玉米。有的参观者揭开大寨村民家的锅盖，发现里面是烫面的玉米饽。他们说，大寨我们可学不了，一是吃不了他们的苦，二是他们吃的还没有我们喂猪的好，玉米窝头硬得像块砖头。于是“大寨可以看地不能看锅”的说法也传开了。
1969年，陈永贵当选为中央委员。 1973年，被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业。学大寨运动再度升温。
文化部、教育部、广播事业局争先恐后到昔阳县开会，体育工作、档案工作、优抚工作以及各部委纷纷提出要把本单位建成大寨式单位。海军政治部更会说：海军战士学大寨，万里海疆添新彩。军舰不能上高山，大寨精神可下海。此后解放军各兵种代表纷纷奔赴大寨，形成各行各业竞相模仿大寨的政治狂潮。
当上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四处奔走，到全国各地去演讲。他先去广西福建，又去西藏浙江，然后是东三省，种子撒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他做报告不用稿，靠着超人的记忆和天生的口才总能迎来一阵阵掌声。他一方面对当地农业生产作指导，一方面常常不顾当地的耕种习惯，说这里不务正业，那里浪费土地，因为他是副总理，没人敢说“不”字。
1970年8月，中央在昔阳召开北方地区14省农业会议，随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农业学大寨》。文章看上去讲农业问题，里面的内容却都是阶级斗争。文章说，学大寨首先要学大寨人的斗争哲学，与天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从此，学大寨运动完全被纳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轨道，一个生产典型转眼间变成一个政治典型。各地的省市领导手忙脚乱地赶紧作检讨，说自己过去错把大寨当成生产典型没看成是方向和路线问题。于是“学大寨”同“斗私批修”、同“一打三反”，同“批水浒”，同“批林批孔”结合起来……精神的力量被无限夸大,最后发展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此时，无论会种地的不会种地的，全都在这场大寨政治神话中丧失了科学理智。
在阶级斗争高压下，各地农村纷纷东施效颦般兴修水利，平田整地，不管是什么样的地形和土地，什么样的土质和气候，什么样的经济条件和历史传统，大寨生产方式成了中国农业发展的唯一道路，学大寨的形式主义被推向极致——超强度的体力劳动，成千上万民工的人海战术成为那个年代不堪重负的劳动形式。有的地方干部为了摆出苦战的样子，在寒风凛冽的冬天强迫老百姓光着膀子劳动。只要一听说“大会战”有人就会不寒而栗。黑龙江冰冻三尺，硬是要挖开冰雪造大田；东北是大平原偏要想法开出梯田；新疆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也要施土上肥，贵州没有土只有石头也要开出大田……“一刀切”让几亿农民苦不堪言。
轰轰烈烈的学大寨运动并没有让人看到几亿中国农民蓬勃的劳动积极性。田地被荒废，饥饿还在蔓延，干部参加劳动不能坚持，市场供应严重匮乏……这些后果不仅让副总理陈永贵感到六神无主，也使希望“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毛泽东陷入迷惘——艰苦奋斗的“精神原子弹”没能炸开一条中国农业的康庄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