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人兴奋而又焦虑的年代——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吃饭问题一直困扰着毛泽东和他的执政党。战争的结束和工业化发展使新生的共和国对粮食的需求变得十分迫切。积贫积弱的中国要解决温饱问题还只是个梦想。 1949年7月30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写信给美国总统杜鲁门，信中说：“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
艾奇逊的这个断言不是没有依据的。
就拿曾经名噪一时的山西昔阳县大寨村来说，1945年刚解放时，村民住的是破土窖，吃的是糠菜粮，村里的虎头山颗粒不收，60多户人家有9户离乡讨饭，有4户灭门绝户。那时流传的歌谣是：当长工，没铺盖，卖儿女，当乞丐，好女不嫁穷大寨。
毛泽东在当年的一篇文章里回击艾奇逊说：“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他讽刺艾奇逊是想让中国进口美国的面粉，变为美国的殖民地。他宣称“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他“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
1952年，在大寨村担任领导的陈永贵那年正好36岁。他长着中国农民特有的粗壮骨骼，头顶一块白毛巾，身空黑夹袄，腰缠粗布带，这身打扮成了他永远的标记。他一个大字不识，虽然不知道美国人和毛泽东说的那些话，但他知道吃饭是第一重要的。他自己家因为没粮食吃已经饿死了4口人，他们村更是穷得锅底朝上。他天天在地里转来转去，挖空心思琢磨，有什么法子能让这虎头山的山沟多打粮食。
虎头山，“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地无三亩平，年年灾情多”。虎头山的地形特别怪，相传它本来是宋代打仗时安营扎寨的咽喉之地，不是人住的地方。当地百姓说这里荒山秃岭，十年九旱，山洪暴发，立时成灾。虎头山山坡上是一道道深浅宽窄不同的山沟，沟与沟之间是一道道高低长短不一的坡梁，组成了七沟八梁一面坡。坡上除了黄土就是石头，一块块巴掌大的土地不是挂在山梁上，就是挤在沟边，在一面不大的山坡上，居然七零八落分布着无法耕作的4700多块碎地。
大寨村里有棵大柳树，说是活了100多年。每天村民们都捧着饭碗到树下蹲着边吃边聊，这个习惯也延续了100多年。有一天就在这棵大柳树下，陈永贵气呑山河地对全村人宣布：要用鐝头和扁担向虎头山要粮食，把沟垒起石坝，再填上泥土，把小块田变成大块，把斜坡变成平原。后来的学者管这种地叫做“梯田”。陈永贵说，既然祖祖辈辈要吃粮食，那我们就要祖祖辈辈修地，一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十年，一辈子不行还有子孙。言谈之间颇有愚公移山的气概。
修地的第一仗是整治白驼沟。
白驼沟一里多长三丈多宽，共24道堤坝。陈永贵采用“大军团”作战办法，全村58人齐上阵。上至70多岁的老汉，下至十几岁的娃，早上天不亮就出工，中午在工地就着凉水啃玉米饼子，晚上不见月亮不收工。寒冬腊月，滴水成冰，老汉的胡子都连成了一块。结果村里投工1500多个，硬是在18天内筑起24道堤坝，可是只修出5亩好地。
第二年冬天，“大军团”又向后底沟进军。这回垒了了5道石坝，填平了12亩地。到1955年，零零散散的几条沟真成了梯田。到了第三年，又开始向狼窝掌沟进军。
狼窝掌，是因为这里经常有狼出没而得名。 3 里多长，4丈多宽，从上到下高低落差有200多米。这里山高坡陡，地势险要，平日里乱石铺地，荒草栖栖。还是这帮子人，还是这些鐝头、荆条筐和扁担，还是披星戴月，气势高昂的“大寨军团”竟活活垒起了38道石坝，填了几万方土，造出了20亩好地。开春后撒下种子，又施肥又锄草，只盼秋天有个好收成。
可是令人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狼窝掌可怕的山洪暴发，引来七沟八汊的山水横行，将磨盘大的石头轻轻举起再抛向远处。大雨好像魔鬼下山，咆哮的山洪把30道石坝全部冲垮。 20亩土地像一堆堆摔在石头上的烂柿子，绿油油的庄稼一瞬间消失得干干净净。
所有的人都蔫了，陈永贵心疼得说不出话来。两天后他终于开了口，第一句话竟是“明年冬天再干！”
一说还要再干，整个“军团”都陷入沉默。
有老汉说不战了，还有人说卖豆腐挣下河湾地，江里来水里去，不战了。
陈永贵有办法。他把大家叫到大柳树下，问不同意再战的举手。这当口又有谁敢举手呀。他又说同意的就鼓掌，于是大柳树下一片掌声。二战狼窝掌的决议通过了。
第二次改造狼窝掌，58个劳力再次上阵。开石用的是铁锤钢釺，运石靠的是木棍和双肩，一块块几百斤的巨石全靠一条铁链栏腰一围，拖着就走。一下午十几个人只搬动了四块石头。老天爷也来凑热闹，狠狠地下了几场大雪，倒也为这些修山者添了几分豪情。这次工程用了整整三个月，新坝重新站了起来。第二年春天村民又开始精耕细作，播种锄草，松土施肥。眼看小苗要长新芽了，小伙子们还没来得及放开嗓子唱首歌，暴风雨再次降临。只听半夜里一声霹雳，把陈永贵从炕上震起，他点燃一支马灯，提了一把铁锹往外跑。雷呜电闪，大雨如注，他跌跌撞撞爬上山梁，只见狼窝掌上已是翻江倒海。紧接着，更大的山洪像猛兽般沿着狼窝掌呼啸而下，摧枯拉朽般冲击着一道道防线。转眼间，苦苦支撑的38道石坝在石头的互相撞击下全线崩溃，所有辛苦打造的田地全部化为乌有。陈永贵浑身顿时散了架，瘫倒在泥水里。
之前，陈永贵和他的军团大战狼窝掌的消息已经引起新闻界的注意，一些记者拿着小本在等待狼窝掌的喜讯。陈永贵曾喊过“天冷冷不了热心，地冻冻不了决心，寒风吹不倒恒心”的口号，这些都已经写进了记者们的小本子里。可眼下“千日打柴一火烧，一冬辛苦一水漂”，58个劳力一个冬春的血汗全部付之东流。
村里的老汉们议论说，人有人道，水有水道，沟有沟道，哪有不给水留道的。两年修了两亩地，跟着陈永贵活受罪。
陈永贵躺在炕上起不来了。上级领导来看他，说长征路上那么难也走过来了，鼓励陈永贵重新站起来。
有人说他骑虎难下，有人说他非打退堂鼓不可，也有人说他不会善罢甘休。
陈永贵没有文化，不懂水量多大，水落差的力度，也不会研究阻挡水的水利工程原理。但他有自己多年的个人经验。他一遍又一遍在虎头山上转悠，烟袋锅亮了又灭，灭了又亮。最后他终于发话了，1957年冬天，大寒开始了“三战狼窝掌！”
这回陈永贵决定把石坝修成拱形以可减少水的压力。石坝基础要挖到5米深，底部要垒起7到8层石头。石块间的缝隙要用石子填塞，用灰浆灌注。村民们半信半疑在大柳树下再次鼓了掌。在“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口号下，陈永贵调兵遣将，全村58名男女老少又重上虎头山。后来写书的人把这次修地称为“战役”，因为这真是玩命的事。
那年冬天零下20多度，有人在前面开石，有的在后面运石，山上没有路，全部用人一块块肩扛手抬运到狼窝掌。都说人是累不死的，肩膀压不坏的。果然用挑过石头的肩膀再挑粪就像玩似的。
大家吃的是糠面糊糊，把小米脱了皮，再和玉米搅在一起，一人一大碗，在寒风中都成了冰楂饭。饥寒交迫中，看着地头领袖的语录，望着远处飘动的红旗，用革命时期哲学家的话说，人的精神力量对物质生产有着巨大反作用。有专家说，六七十年代，面对中国资本短缺劳动力丰富的现实，人们在追求以物质为标准的共产主义时，始终贯穿着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期盼。大寨计画一个月的工程仅用20多天就完成。一条条大坝像一把把铁锁将野性的狼窝掌捆住，30多道堤坝最高的垒起8米高，灌溉的石灰用去6万斤。这段奇异的奋斗史不知被后人写了多少遍，只觉得用什么语言描写都不过分。有报纸评论说如果所有中国人都能爆发出大寨式的“精神原子弹”的能量，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就不会太远。
几年后的1963年，一场特大洪水再次咆哮而来。几十道大坝完好如初，大寒人终于赢了一回。
以后，大寨每年用于改造土地的投工数比种地多了三倍。如果将垒起的大坝摆成一米宽两米高的石阵，体积可达13万立方米。有人估算说，把村民们所用的石头一块块接起来，可以从虎头山一直摆到北京城。难怪有人把虎头山工程的难度，与秦始皇的长城和埃及的金字塔相提并论。
后来有人提问：付出这样的代价去换取粮食究竟值不值？让人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吃玉米冰楂饭干着超负荷劳动的“苦行僧”生活是不是太过残酷？像虎头山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土地究竟应该种点树还是去改造种粮？ ……陈永贵和他的村民们说什么也没想到，三战狼窝掌的故事竟给后人留下了没完没了的疑问。
不管怎样,第二年的虎头山已经多出了800多亩良田，被改造的土地亩产由过去的3、40公斤增加到200公斤，村民们不再埃饿了。
1959年国庆，陈永贵作为劳动模范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庆典，第一次见到了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