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期望
习近平接掌中共最高权力的前后简单情况是：
习父仲勋被认为是个善良、正直，勇于改革的中共前高干，自称“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习父政治理念与耀邦及紫阳相似。胡当年被逼下台，只有习一人挺身为胡辩解。六四习仲勋反对开枪，被邓小平痛骂。姐姐习桥桥与前陕西省委书记马文瑞女儿马晓力是闺中蜜友，常参加胡耀邦长子胡德平的讨论会，是呼吁政改的党内民主派人物之一。
习近平文革曾受过一定折磨。文革后当官，母亲就厉言不得在所管范围从商。习在闽、浙掌政，给人性格平和，惯于协商，有廉洁从政之印象。在闽每年放假回京，都去探望被保守派暗算离职的前福建省委书记项南。朱厚泽是被胡锦涛嫉恨的党内民主派领军人物，朱去世时仅有他和李源潮两个政治局成员送花圈，有乃父厚道之风。据说习上台前曾与胡德平深谈，胡向习提出“经济稳中求进，政治稳中求改，文化稳中求变”的建议。在浙时习支持建立政府与民众直接对话的民主恳谈会，创出有别于重庆和广东的“小政府大社会浙江模式”。当时资深媒体人李伟东更这样说：“改革重新被高调提起，……，并开始有所期待，期待一个新团队哪怕不敢政改也可以在体制改良方面做许多事，缓解社会矛盾，成为好人政府。”
十八大后习走马上任，即沿着邓小平南巡之路走了一圈，到处亲民造访，大搞“民心工程”。对腐败问题提高到可能亡党、亡国的角度看待，严禁政府高消费行为，对关系民生的食品污染，也表现出认真对待的态度。人们还看到解除包括维权人士冯正虎等的软禁，允许重审被薄熙来迫害的律师李庄，李克强强调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承诺改革或废除劳教制度。以上都是人们推测及期望习会大力推动“各种”改革，即使不能全面政改，也能给国家带来多点良性变化、多点宽容和自由的原因。
二，疑虑
十八大胡锦涛政治报告强调“不能改旗易帜走邪路”，回绝了政改呼声。汪洋及李源潮这两位改革型人物未能入常，又以较为保守的两张一刘入局，人们认为已规范了习、李政治取向。
人们记起09年习访墨西哥宣称“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有人透露习近平笔杆子是公认的“新左派”中央党校副校长李书磊。香港杂志披露习向亲友推荐两本书：《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和《辉煌苦难》都是“伟光正”著作。
习强调现在跟毛泽东时代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开。他感叹苏联垮台“没有一个真正的男儿”出来阻止。习又提出“不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和司法独立”的“七不讲”。指示严打互联网中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小撮反动知识份子。
人们认为这些迹象说明习更像毛的儿子，一个严厉的维持会长，不会考虑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让人感到比江泽民、胡锦涛更“左”。怀疑习即使自己愿意追随父亲遗愿，但习、李究竟有多大能耐走改革之路已存疑问。
三，宣示
三中全会在人们期待中召开，我们绝不怀疑习、李对改革表现出的巨大决心，读者朋友可在各种媒体的报导、评论中，清楚了解他们煞费苦心拟定的大量对人民有利、前所未有的措施。李伟东“成为好人政府”的期望应不成问题。
当然也不乏质疑之声，人们注意到在对“改革”进行超大力度的宣示中。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和党的建设“六位一体”全方位的改革，经济是重中之重，这没什么不妥。 “政治改革”也不避谈，而“政改”的含义是：怎样把“党的绝对领导”加强和改善，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域、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当然也要做更周密规定，有效防止党员违规。这显然与外界希望“改革政制”的含义南辕北辙。中共有权希望怎么改革，问题是中共是执政党，他的政策关乎整个国家，也不能不考虑其他意见，把外界政改诉求一概视为“全面照搬西方模式，不符合中国国情”。
四，问提及答案
为什么中国大陆的治理，走来走去始终走不出毛泽东拟定的基本治理方式？也许需要从中国大陆政体的由来及发展寻找答案。
中共是推翻蒋介石后取得大陆政权，那时毛抓住机遇，看准蒋的弱点，打出“新民主主义”皇牌，巧妙利用了民心。加上才华横溢的精英们悉心辅佐，建立了一个有如唐似汉基础的国家，荡涤了古老大陆不少污垢。五、六十年代毛毅然决定制造火箭、原子弹，走了有远见的一着。不谈毛邪恶的帝皇思想及治理的严重错失，其实那些跟随毛夺取政权的人，大部分是真心希望中华民族复兴的革命志士，这些真心为国为民的英雄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辅佐毛的功业。毛奔天后，邓时期这些人还有不少，他们没忘记奋斗目标仍是纯粹为国家民族而非金钱私利。故此那时贪赃枉法的事罕见，许多党内元老从民族前途着想坚定同意与时俱进的政改。
时代前进了，主要搞经济了，毛时“整个群体”舍命为一个“权”字，邓后“整个群体”就为一个“钱”字。邓提出可以搞“先富起来”也很合理，笔者不相信邓仅仅是为了某个特定群体。不过由于某个特定群体手中现有的条件特别容易“先富起来”。搞经济“权”也很重要，它是谋取“先富”的利器。加上“革人命”转向“革钱命”，人性利欲浮出水面，文革对中华基本优良传统的摧毁，改革开放后道德教育的缺失；“天下是我们先辈用鲜血换来的，这个江山我不坐谁坐？这个'富'我不先得谁先得？”的思想。在经济进一步发展，可谋之利越来越大下，大量有条件近水楼台先得月者毅然投入“革钱命”行列。只要幸运地成为这“群体”的一份子，很快能尝到“肥”起来的甜头。今日已不是一般富的问题，书记委员们不一定两袖清风，可能家衬万贯，过上比“共产主义天堂”更风流的生活。有谁愿意愚蠢地放弃现今而拘泥于老式“革命”？所以尽管社会差别加大，不公处处显现，普罗大众利益受损，人民怨声四起，对外界要求放下手中宝贝——“权”的政改就显得慎重，原来爽快的态度变得含糊其辞了。
所以为永保先辈打下的江山，永保群体在中华大地的政、经权利：
1），要坚持党领导；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持毛的“百代犹行秦法政”，牢牢掌握枪杆子。改革不能脱掉“党”这个大帽子，不能超越这个大框框，严防有人借机动摇党的权力。
2），一切改革都可以研究，经济改革要特别宽松。外间所提政改则绝不能答应，那是西方资本主义别有用心的东西，不适合“中国实际情况”。
3），群体可以被“批评、监督”，百姓可以提意见发泄不满。还要严惩过于出格的官员，但力度必须由党拿捏，以免伤自己人或引起社会不稳。
4），不能搞北韩那种丑陋的家族血缘相传。现已确立的那套大家心照不宣、行之有效、有中国特色的、使更多人有机会的“革命血统传承”制度是几代人摸索出来的，是要坚持的。
5），毛泽东不管他得罪过多少人，整死多少真心拥护他的人，毕竟江山是在他老人家带领下打出来的，没有他就没有今天治理国家的根据，没有今天的“伟业”。他的雄才大略谁能过之？批毛、以及去深入否定文革等于与自己过不去！这样的蠢事不能干。
今时不同往日，群体的领导们大多不是权力场上高手就是行政、技术精英。他们学贯中西，头戴硕、博之冠，不乏“人性化”理念，对世态清晰了解。既有兼顾群体共同利益之能，又有让民众分到“一杯羹”之策。群体共同利益既“可持续发展”，人民意见也不至“爆棚”。
明乎以上，对“为什么中国的治理，始终走不出毛拟定的基本方式？”就可以豁然开朗矣！
五，中共能创造新的政体模式吗？
1945年毛经常亲拟社论的《新华日报》写道“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什么是主权在民？依照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是人民对政府有选举权和罢免权，对政制法律有创制和复决之权。只有人民真正得到了这四种权，才算具备了民主国的基本条件；如果这种权不在人民手中，也就是说这个条件若不存在，就不算完成了这个国家的民主建设……。”这一原则现在仍对吗？
其实华人关注的民族政治制度的前途，也是史学界深入探讨的议题。著名已故史学家唐德刚说过：“……在将来这个以代议政府为中心的必然出现的民治时代，他的社会政治结构（its sociopolitical structure）的具体形态为何？。”唐认为：“……这个最后形态，是要经过数百年智慧与机运，熔千百种因素于一炉，百炼成钢，慢慢的锤炼出来的。”唐说历史学家：“只谈抽象存在而不谈具体形态，历史学家可以预测的，历史哲学上抽象的必然”仅此而已！ ”（见唐德刚《袁氏当国》94页，广西师大出版社）
人们知道现在已实行“代议政府”的地方，“具体形态”基本是两党或多党制。唐的说法似乎令人觉得今后新的某国要“出现的民治时代”，其社会政治结构的具体形态是不一定的，历史学家不瞎猜可能的“具体”形态。既然如此那么是否可以理解为，说不定会出现一党领导下的“代议政府”政治形态？或会出现一党领导下的“民治时代”？果真如此，中共就真的创造了世界政体的新模式，那就谢天谢地了，要衷心祝福中华民族了！
（17/11/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