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半年时间，”乔先生打了响指，“盗信者就被找到了。”他然后斜着眼睛看我，“他便是我希望找的人。”

员警把头转了过来。这是个不错的故事，情理上也说得过去。查无此人的情况经常出现，位址什么的都对，但人名却对不上。某种意义上，对面这个傢伙籍由作家使之得到了解释。

我则对此不置可否。我并不想撇清关係——也许还不到时候，也许只是纯粹地不想这么做。凭心而论，故事中的主角与我的经历也很相近。

可我并未受过乔先生的启发，任何类似的启发也不曾有过。如果作家写的是真事，我倒想见见那个盗信者。作家都是神经病。难道我是从他故事裡走出来的人？抑或我不小心闯进了他的故事？

外面安静了。我打开锁铐，打开裡门锁上裡门，打开外门锁上外门。

门是那么神奇，把世界一分为二。有时候，裡面意味着束缚，外面意味着自由。有时候，外面意味着束缚，裡面意味着自由。门及闸之间的空旷世界，就像一道无所依凭的忧伤的走廊。

此刻我便走在这道无所依凭的忧伤的走廊上。周围是冬夜，黑暗而又冰冷。

新安街77号原来还是存在的。一幢孤零零的房子，并不与左邻右舍相连。它像只僵死的甲虫。铁锁居然没有鏽，我开门进去。

这似乎是间空弃了很久的房子，充满灰尘、老鼠屎以及南方特有的潮湿发霉的气味。蛛丝则迎面缠绕在脖子上脸上手上。被扰乱清梦的蜘蛛慌张落地，往更阴暗的角落爬去。

“你怎么称呼，年轻人？”

这个低沉的声音把我吓一跳。适应了黑暗之后，我看到屋角的地上有破布堆成的床，上面是个戴个遮耳皮帽、鬍鬚很长的老头。他盘腿而坐，眼睛中露着精光。我记起来了，这是新安广场唱歌的老头。

“实话说我也不知道。”我走过去，也靠着牆盘腿坐下来。

我好像走在了通往小学的路上。

那户三兄弟的人家房门洞开。老大蹲在马路边吃早饭，对经过的小孩子龇牙咧嘴地笑。有时突然大喝一声，把小孩吓哭。他则继续若无其事地吃早饭。我始终觉得他身上散发着腐烂而又可怖的气息。

为了避开这个让人胆战心惊的傢伙，我常常绕道从他们房子后面走。那裡夏天满是荆棘，废弃的塑胶袋、烂布条、破罐子以及死老鼠。偶尔还有白的、脆脆的、让人慎得慌的蛇皮，从滚倒的茅草上挂下来——你可以想见这副皮囊的主人当时是如何艰难地褪下它的。

老二带来了一个四川婆娘，热闹了几个月，婆娘便跑了。一个冬天，他拿把菜刀把自己的势给去了。

此后在上小学的路上，我便能碰见一个浑身灰黑衣服的人在路上走来走去。那套衣服也许曾经是蓝色的运动服，白的褂子，或者红色的棉毛衫，到他身上后，毫无例外都变作一个颜色——灰黑。

他顺着乡间小路走到集市去，四处寻找被扔掉的水果或者别的任何可以吃的东西，也包括吸的，烟蒂。他左右摇着头，他的头就像喷雾器的探头一样灵活。他的眼睛冒着犀利的精光，路上没有什么可以逃脱它们的扫射。

这幅模样同样让我感到可怖，至少起先是这样的。后来便觉得习以为常。

有穿着开裆裤的小孩拿他取笑，“阿生啊，唱首歌来听呗！”他也不抬头，眼睛继续搜索看不见的宝贝，嘴裡哼起了“北京的金山上”。小孩对这样的事情从来是乐此不疲的，他则来者不拒。

我在骨子裡根本不想与这家人有任何交集，哪怕呼吸同样的空气都不行。可是交集反倒以荒诞的形式进行——老三居然变成了小学老师，上我们的语文课。他像用搓衣板洗衣服一样，对我们的脑袋洗了三年，从二年级一直洗到四年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