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发生在1981年。

       7月的一个早晨，中国长春第一汽车製造厂一座座厂房在金色朝阳中挺起健壮身躯。

       这是1953年中国在前苏联的帮助下建造的第一个汽车製造厂。

       8点，上班的自行车群逐渐消失，一辆乳白色中级轿车沿着厂大门前的柏油马路疾驰而来。

这位来自海外的西方“少女”并不具有欧美大户女子雍容华贵的气派，却生得小巧玲珑，紧凑轻快。它不摇头不摆尾，滚动的车轮带着得意的沙沙声。

这是西方某汽车公司为了对付市场冲击以扭转倒闭危机新研製的颇有竞争力的“救命车”，也是第一汽车厂为了进行轿车改型，刚刚买到的一台样车。

“白衣少女”的名字叫“曼”，排行“M”，中国专家称它“M-car”。

“M-car”穿过汽车研究所大门，急拐个弯，微微点了下头算是敬礼，便稳稳地停在办公大楼门口。

从1953年算起，80年代的中国汽车工业已走过了30个年头。这个家族裡的娇子“红旗”轿车，曾作为民族工业的骄傲和作为振兴汽车工业的标志而被扬眉吐气地高举过头。只是到了世界以“节能、淨化、快速”为主要标志的竞技场上，“红旗”轿车落后了，它正盼着有自己的“接班人”。

但是，“红旗”第二代在哪裡？

汽车製造的情报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一层层领导者陷入困惑。中国製造轿车只是小学生水准，可是中国不能没有代表自己国家自己生产的高级轿车。

确定“红旗”改型，重要一环是要选择国外各种先进车型作为样车加以分析比较，取长补短，借鉴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样车！此刻，人们把寻觅的目光扫向世界。

其实样车并不难买。前两年，全国进口了一批以一批小轿车。1981年初，中央曾经下令“找个立马横刀的大将军，斩尽杀绝小轿车进口”。命令下达后不久，近两万台外国轿车浩荡开进国门。有这麽多的进口车，还愁弄不到几辆样车？人们满怀希望。

巧。很快，北京汽车总局即电告长春汽车厂，速派人进京选购样车，说北京已进口300辆A、B两种型号的高级华贵的新轿车。

1981年11月初，大雪飘飘洒洒铺在北京的马路上。在北京汽车总局领导办公室裡，一位年近古稀的老领导接待了来自北国春城的四位前来买车的汽车专家。除了两位负责汽车设计和汽车总佈置的工程师外，站在最左边的那位鼻樑上架着一幅近视镜的65岁的老先生，是第一汽车厂轿车分厂厂长、曾留学美国的史汝楫工程师。他曾带领工人乘着“大跃进”东风用一个月时间用手硬是“敲”出一台轿车，起名“东风。”这台车竟开进了中南海，毛泽东坐进去在院子裡跑了一圈。史汝楫因和毛泽东在轿车前合影而永远载入汽车工业史册。当时有媒体置疑这样造轿车好像造马车，可毛泽东一句话把所有的疑惑都掩盖了：“我坐上了自己的轿车。”以后“东风”车发展到“红旗”车，成为中国自己能造汽车的标志。

站在最右边的是一位年近五十的中年人。他中等个头，肩宽，额宽，眉宇间透着文静、机敏又颇带固执的神情。他就是1953年从清华大学毕业，搞了近30年发动机设计研究的工程师杨建中。

这是一支具有“重磅”技术力量的队伍。

几天前四个人接受了“想尽一切办法在北京买一辆样车”的指示，茶没喝一口，烟没抽一支，屁股没沾沙发一下，来了一个齐步走，领命出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