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在十几岁的时候，有一天和爸爸聊天，老爸突然来了兴致，从屋里拿出把乐器，右手握弓左手按弦竟悠悠扬扬地拉了一曲民歌小调。我知道爸爸是从部队文工团走出来的，他写作当导演，没想到他还会拉二胡。我为爸爸惊奇，也为眼前的二胡惊奇。爸爸拉着二胡很得意，他说抗战时在延安开大会就是用民乐奏《国际歌》的，有笛子，扬琴，唢呐，还有一个主力乐器就是二胡。他自嘲说聂耳拉小提琴，冼星海弹钢琴，他却学会了拉二胡。因为那时部队没有洋乐器，用二胡给陕北老乡伴奏，一曲“山丹丹开花”很有味儿咧。
从此我认识了二胡。
不久“文革”开始了。工厂停产，学校停课。爸爸被关进“牛棚”，妈妈被赶进“五七干校”，我一个人晃荡在街上。眼前是穿着一色黑蓝布衣眼无神面发黄匆匆走去的市民，加上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让单色调的街道和房屋充满了乏味枯燥的火药味。不知为什么闲得无聊我总想起欧洲那些法国人民，那么富有浪漫和艺术情操却能揭竿而起造反革命。大革命的风暴和游行口号几乎将巴士底监狱冲毁，等安静下来后伟大的卢浮宫又以最高贵雍容的姿态出现在全世界面前。因为许多事总也想不明白又没书可看没电影可消遣也没有人给指点，生活空前的失落与无味让我觉得自己好像长在森林里的一棵枯木或是树根下的一根小草，可有可无，可生可死。万般无奈时我想起了爸爸那把二胡。
我清楚记得当我走进二马路一个不太大的乐器商店时，我的心突然变得异常平静。眼前一排排挂在墙上和摆在地上的各种大小乐器让我觉得好像走进了一个神圣的五彩斑斓的世界。没有了喧闹和惊涛骇浪，跳跃的是曲线和音符，展现的是旋律和节奏，享受着优美的天籁之音。我奇怪造反派怎么没把这个乐器店给砸了？他们或许忘了这些乐器奏出的美妙音乐很可能是属于“封、资、修”的。
一把中等偏下的二胡，店主向我要十三元钱。当时的十三元相当于我一个多星期的伙食费了。我犹豫再三。店主是为我精心挑选的，他说琴杆是红木的，琴筒的蛇皮鳞纹细密，琴轴用黄檀木制成，弓杆则是用江苇竹做的，弓毛是真的马尾，还雪白雪白的。最让我注意的是琴杆上有一个马头，它挺着修长的脖颈向远方凝视，这料定它的嘶叫与弓弦的的合声定会发生共呜。
就是它了，我爱不释手，我心花怒放。我敢说买下这把二胡，是我那几年最开心的时刻。
我又跑到书店里买到了一本自修书——《怎样学二胡》。于是我照著书里的指导天天吱吱呀呀地学起来。书后面有练习曲，最后两首曲子竟然是《二泉映月》和《江河水》。我觉得造反派又粗心了，这样的曲子怎么能不烧掉它呢？对着革命的本质来比较，《二泉映月》过于酸苦和低沉，《江河水》过于凄美和哀婉了。
可是我还是忍不住想拉《二泉映月》。我知道我拉不好，但我迫切想体会曲音的魅力。刚试着拉了几个小节，邻居赵伯伯就把头探了进来。
“你怎么敢拉这个曲子，会有人找你麻烦的”。赵伯伯声音不大，却很严厉。
我知道这个楼住的都是文联的人，都是文人，都是了解音乐的人。
“那我拉什么？”
“拉革命歌曲呀，天天唱的，有的是”。赵伯伯扔下话就没影了。
因此我学二胡会拉的第一首曲子，是《北京的金山上》。
不久，“上山下乡”一声令下，最高指示如雷贯耳，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我打起背包就出发。
我的心是空悬着的，不知道前面的路怎样走。我的大脑是空白的，没有灵魂，没有思想。我的四肢是麻木的，机械地摹仿别人的每一个动作，我的情感是僵硬的，不知道笑也不晓得哭。还是森林里的那棵枯木，或是树底下的那棵小草，可有可无。
可是我有二胡，它是我唯一的寄托。它把音乐送进我心里，让我找回做人的感觉。我离不开二胡。我用一块结实的布为二胡做了一个套子，袋口用绳子扎紧，把琴弦和琴马小心地放在一个盒子里，用一块油纸把一块不小的松香包住。我再用一根宽频子把琴和行李系在一起。从此，这把二胡就跟着我走南闯北，从不分离。
由于爸爸是全省第一个被揪出的“叛徒”兼“走资派”，我刚下乡就作为“狗崽子”被编进了“地富反坏右”的队伍。我记得当时这个队伍其实有九类“坏份子”，包括现行反革命、叛徒、走资派和可教育好子女等。那时的大革命需要“大革命”式的宣传，它要通过壮怀激烈的舆论造势，反复宣讲领袖的真理，革命的真谛，专政的必要和史无前例的伟大。于是在我们的农场不管稻田的禾苗长得如何不管每年的收入能有多少每个生产队必须有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生产队长很快发现了我行李中的那把二胡。他特批我进了“宣传队”。我因此暂时离开了农田劳作的苦难和饥寒交迫的“战天斗地”，走进了天堂般的生产队小礼堂。二胡让我得到短暂的休息，我与它相依为伴。很快我就成了小乐队的“首席”，以后又写词又编曲还当起了“导演”。今天想想，第一个发现我有“文艺天才”的还就是这位识字不多的生产队长。
有一天我带着还是学校里的美好憧憬向生产队长递上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因为我在宣传队表现得好，我觉得到二十岁时应该像别的英雄一样成为一名光荣的党员。队长听说我想入党，吃惊得眼珠几乎要瞪到眼睛外面。他说你是叛徒的女儿怎么能想到要入党呢？我说叛徒的女儿是女儿不是叛徒呀。他说坏人生的孩子就是坏人，我说那坏人的孩子生的孩子是不是坏人呢？他说坏人的孩子生的孩子也应该是叛徒。我说要是这样世界上的坏人不是越来越多吗？他说所以说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说完当着我的面把我给他的那张纸撕了，可这段“绕口令”却令我终身难忘。
在那个年代，生产队长在我这个十八岁的年轻人心中是很神圣的。这段“绕口令”让我懂得了自己再不可能入党了，我也再没写过“申请书”。当时我好像有些失落，于是一个人面对无边无际的芦苇荡拉起了那把二胡。我搞不清是我在向二胡倾诉还是二胡在向我倾诉，总之一曲过后我回到了我原来的我，有朦胧，有麻木，有憧憬，有期待……
离开农场后我又去了“五七干校”，离开干校我又去了工厂，不论走到哪我的背上永远有那把二胡，它跟着我顶大雪，穿寒风，躲烈日，避暴雨。每到一处，放下行李第一件事，就是要先为二胡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放好，要不挂在墙上，要不锁进柜里。同伴们都知道那把二胡是我的最爱，从没有人碰它，却不时表现出对它的尊重。
有一天，队里的一名五十多岁的小学教师去世了。他也拉二胡，我们曾一起在小乐队奏乐，一起为队里出过壁报，写过打油诗。他说他一生的希望就是能让他的学生多几个考上中学。他很穷，一年四季总是套着那件不厚不薄的夹袄。他有很重的气管炎，经常咳得讲不了课。可是他从不误课。我飞一样跑到学校想再看他一眼，看到的只是空空的教室和破烂的桌椅。黑板上还留着他的笔迹，写的是陶渊明的诗，采菊东篱下……
我想为他写一篇纪念稿子给广播站，借以抒发我对他的敬重。领导拒绝了我的要求，说他出身地主。
那天是我几年来在广阔天地最难过的一天。我无处诉说，只好拿起那把二胡。我只能默默为他写了一首歌，我又无法唱给任何人听，只好一个人反反复复拉那支曲子。我坚信那位老师是听到了，他会很感动，他知道我送去了很多安慰，他的理想得到了尊重，他能安息了。
除了他谁也不知道我的曲子是拉给谁听的，是给那位老师，也是给我自己。
几十年过去了。我的人生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又是中央的一声令下，我被抽回了城。到工厂，到机关，最后当了一名记者。忙忙碌碌，竟很少有时间再去拉二胡。直到退休了，朋友们结伴要重返当年的下乡路。我无法再找回那把二胡，搬家时撞折了琴杆，那个马头也折了脖颈。可是回到久别的农场后我要求再拉二胡。我没有忘记指法和弓法，重温起二胡赋予我的神韵。琴声如深沉的陈酒令我陶醉，让我回首，让我憧憬，让我温习曲折多变的人生……
2013.10.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