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10年没见到雪了。
纽西兰北岛气候温和，冬季几乎没有雪，要看雪须得去南岛，Tekapo湖的银妆素裹，库克山的雪峰倒影，更有Queens Town的皑皑群山，琼枝玉蕊，都美得令人心醉----即使是在照片中欣赏。
我籍贯江南，却在北京长大，雪于我，并不是美好的记忆，因为冻怕了。
幼时北地还是奇寒，所谓“腊七腊八，冻死寒鸦”，冬至前后，一夜北风紧，清晨积雪就有盈尺，屋檐下冰凌长如儿臂，淘气的男孩子拿来作“宝剑”格斗，那“哢哢”的断裂声，听了就令人心生寒意。
父母供职的医院地处北京城郊，那时“二环路”外就是青青麦田，冬季农闲，雪天更是路断人稀，零下十几度的早晨，风欺雪虐，彤云密布，雪深没足中步履蹒跚赶路的只有学生们和偶尔出来捡粪的老头儿——现在想起来那些都是村里的地主、富农，大雪天哪里有牛马粪可捡？不过是一种政治迫害而已。
那时的冬衣很原始：我们穿着厚厚的“棉猴儿”（一种连帽的长棉大衣）里面是厚围巾、厚厚的棉袄、棉裤，脚踏棉鞋，手上是连指的大棉手套，脸上的口罩被寒风吹得冻成冰块，只有口鼻周围的一圈还有些微暖气，却连累眼睫毛被冻成一层白霜粘在一起，不得不连连眨眼。这一身笨笨的装束很不灵便，但还是被寒风吹透冷入肌骨。强劲的西北风吹在脸上如刀割般痛，低年级同学被风掀个跟头不足为奇。我们常常冷得发抖低头紧走，风大时就得倒退而行，然而倒退很危险，看不清道路一滑就是一跤，路边背风的坡坎下积雪常有半人厚，摔下去半天爬不上来。更有恶作剧的男生们，会故意将同伴中的一人推下路基，于是这个人就突然消失了，如同落水一般。
人冻僵了，常常走进生火炉的房间还要打半天的寒战，回家洗手洗脸都不敢用热水——冻僵的手脸乍用热水一激会起冻疮。然而无论如何，手脚上的冻疮都是不可避免的，冷了疼，热了痒，尤其夜来在热被窝里，痒得钻心，常抓破出血，苦不堪言。
如果是寒假中遇雪，就是我们的节日了。男孩女孩们呼朋引伴，一起堆雪人、打雪仗，欢笑嬉戏，忘记了寒冷。当年物质匮乏，堆好雪人，两个煤球做眼睛，一段木棍是鼻子，“文革”期间大字报铺天盖地，撕下一条红纸就可以充作雪人的嘴，宿舍楼道里的扫帚常被拿来充作雪人的“武器”，大人们也并不责备。
打雪仗近乎恶作剧，女孩子不愿参加。我们钟情的是滚雪球，常比谁滚得大，滚得圆。滚雪球得选下雪天，雪停后的积雪没有粘性滚不起来。选一块干净的雪地，一个盈盈一握的雪球，一会儿就可以滚成足球大，再滚下去就要人推着走了，滚个又圆又大的雪球很有成就感。我就曾一连几天守在窗边看守着我的雪球，生怕有淘气的男生破坏。
女儿也喜爱滚雪球。 90年代初一个隆冬的周六清晨，起床发现窗外瑞雪纷纷，急忙带她直奔天安门。雪天日出迟，天安门广场杳无人迹，千万人口的大都市中心广场上，就只我们母女俩踏着遍地碎琼乱玉，迎着漫天飘舞的雪花在滚雪球。女儿那时有六七岁了，很快就滚了一个足有半人高的，快要推不动了。突然，从地下通道冒出一群南方游客，听听是广东口音，一见广场上的皓皓白雪，人人欢呼，举起相机狂拍。一位女士，自己连滚几个雪球不成，见了女儿的雪球立即雀跃，说声“借来用用”，推了就走，与同伴纷纷用作了留影的道具。女儿拉住我的衣襟，连连诉苦道：“我的雪球，他们把我的雪球拿走啦！”好在女士们过足了“雪球瘾”后很快就还给了女儿，还与她合影留念。
近来国内大热的报导不绝，高温40度，鸡蛋放在马路上烤半熟不是夸张。看着网上照片中团团围坐西湖畔“洗脚”的人们，想想在南岛跋涉惋惜雪景难觅的永杰兄一行，笔下写“忆雪”的我，真希望能为在国内的女儿和同胞们带去一份清凉。
02 August 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