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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理论家，也没学过统计学，文章里那长串的数字我无权辨真伪，所以姑且拿它当真吧。
不过我还是有话要说。从那数不过来的单子看，无非表明我们的祖国那时期多么强大，伟、光、正！
似乎是这样。不是有句话说吗？大锅里满了，你饭碗里才有嘛。非常有道理，我们当时就这么认为：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挽救国家财产要不惜一切，甚至你的生命。可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尤其看了那堆积如麻的成绩单），国家的大锅是满了，老百姓的碗里却只有清汤寡水的几根菜叶，这就叫“国富民穷”。
不用统计数字，光凭我的经历就能感觉出点儿什么来。随便举几个例子：四九年我随父母从根据地进天津，那时虽然共产党已控制天津，但社会还保留在旧式的架构上，短暂的社会稳定，令我看到了农贸市场大木盆里的活鱼。而下一次我再看到大木桶里的活鱼，是在8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上海农贸市场。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文革后访问上海，临走时说了一句令上海人心酸的话：“四十年前我曾来过上海，今天又来，上海没变。”我认同，他说的是大实话，文革期间一千万上海人承担着十三亿中国人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中央把上海黄浦江的水都快抽干了，她能变吗？ ！
上海老一代人一定记得有个著名地段———“蕃瓜弄”。原来是个棚户区，新政权为了体现人民当家做主，五十年代拆了破草棚建起了工人新村。这原本是件好事，可不知是领导苦于找不到更好的工人当家做主的案例，还是别的什么。到了七十年代末引领各国元首参观上海新气象的楷模依然是“蕃瓜弄”。面对报纸上大幅的照片和元首们言不由衷的赞美之词，我都替咱们政府脸红：几十年过去了，你以为那些元首们都是弱智？
在上海问一个坚定拥护共产党的草民老人：“你一生最好的时光在那段？”
他认真地想了想，回答：“三十年代抗战以前。”
“那甚光末地战争，陿其适宜。”（那时候没有战争，非常舒服）他又补充道。
我想，那不是鲁迅时代吗？
我中学下乡劳动，学校请当地苦大仇深的老贫农忆苦思甜。老大娘讲最苦的年代是民国二八年（一九三九年）潮河发大水，庄稼全淹了。 “不过再苦也苦不过六一年（一九六一年）。”老大娘哭了起来：“大队掀走了我的锅，连饭都没吃的了！那才叫惨呐。”这是我亲耳听到的，看看身边的老师绝对一脸的尴尬。
经常在网上搜索到这样的照片：一群稚嫩的孩子，在破烂不堪的校舍里读书。什么意思？我不懂。抨击现今社会的不公？有人花天酒地挥霍公款，有人连基本的国家义务都享受不到。立意很好。只不过下次再拍同样的题材时，麻烦摄影记者再多问几个问题：你们前三十年是怎样上学的？你们的学习环境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坏？
通常在类似的忆苦思甜语境里，有个细节值得注意，就是新旧社会之说。我举了那么多例子并不为了说明什么，只是想表明中国的社会没有新旧社会之分，只有政权的更迭。满清王朝、北洋政府、民国政府、共产党政府只是城头变换大王旗罢了。任何一个政府相对他的前任政府而言都可以说是新旧社会之分。有了这个概念您对各个政权会有较理性、较公正的认识。
满清王朝腐败无能是事实，中国人的屈辱俯首皆是。可就这样的国度里，中国人和有识之士包括慈禧太后也作了一些益于国家进步的改革。国民经济总量也曾是世界第一。
北洋政府是迄今为止中国最民主的政权，虽然它导致了政府更换频繁，军阀混战，还有张熏的辫子军和冯玉祥逐出清皇于故宫的极端事件发生。
国民党原本是革命党，建党初始就一直忙于打仗，对中国的建设没有太多的贡献。但他统一中国，抵御日本侵略还是应予肯定。
共产党执政初期，最得民心，是中国人民期望值最高的政党。人民以最大的热情响应它的号召，以牺牲精神换取了中国的初级建设。只可惜执政者没有管理社会的素质，以理想代替现实，以理论干预实践，违反了社会发展规律，不讲诚信，热衷于阶级斗争，一次次地打击和挫伤了人民的积极性。最终与人民分离，演化为一个利益执政党。为了党的利益，他的政策总是左右飘忽不定。一旦政策适应了社会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就像脱缰的野马飞速飙升。一旦政策违反了社会的发展，中国经济就像是进入了暗礁险滩的扁舟，时时险象环生。
所以说，任何一个朝代都有正反两面，关键是：适者生存。顺从潮流，地久天长。违逆天命，危在旦夕。
祝愿左右两派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2013/5/27 于奥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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