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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始终觉得新中国以后的这代作家被政治影响得太深了。不论是站在批判的角度还是功利的角度，几乎所有的小说似乎都逃离不开文革的影响。有些作家的作品似乎在有意地回避讨论它，如韩少功《马桥词典》貌似在谈民俗、在寻根，却有着浓浓的对那个时代的不开心。如王安忆的《长恨歌》，对王琦瑶的生命悲剧，刻画细微，独独对文革十年一笔带过，长恨的又是什么呢。再如残雪的《山上的木屋》，对时代不著一字，却深刻地体现了某种因为时代而起的相互猜忌、攻讦以及因之而生的家庭内的冷漠、神经质和荒诞。
面对前三十年的历史，莫言大约是比较直接面对的一位。但他的面对，态度是典型的传统文人士大夫似的。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中庸”来概括这种态度，也不能仅仅说他是季羡林式的“讲半句真话”的人。他有妥协的一面，但又试图在妥协中做到一些突破一些改变。
“可见有一些禁区，并不妨碍文学的发展；完全无禁区，也未必产生伟大作品。”（《回忆“黄金时代”》）他似乎深刻地体会到了限制（或不自由）与创作的关系。就像卢梭之语，“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搁在莫言身上，又好像是他在为某种不那么受欢迎的制度作辩护。也许限制与创造本质上是相通的，是一个事物的两个面向。
他评价过鲁迅，认为《铸剑》是“中国最好的小说”。（《月光如水照缁衣》）不知道是在奉承还是在做什么。当然他也认为鲁迅“如果活到共产党得了天下后，大概也没有好果子吃”。（《读鲁迅杂感》）莫言的机巧之处在于通过引述的是毛氏语录来表达看法，进可攻退可守。他喜欢鲁迅，大概也更深地体会到了与体系共存的价值。
我当然愿意相信莫言是把这样的束缚当作实现某种突破的可能性的条件的。“身处逆境时，才能、才愿意换一个角度、甚至从反面来看世界。”（《楚霸王与战争》）“只要稍微放松扼着他们脖子的手，让他们能够呼吸；只要稍稍延长他们手铐脚镣间的链条，让他们能够劳动，他们便能创造出璀璨的文化和巨大的财富。”（《俄罗斯散记》）这种对于普通百姓而言的忧伤生活哲学在莫言身上有极大的体现。也许莫言是由吃悟出这个道理的，“过苦日子，决不能贪图嘴巴痛快，要有意识地给嘴巴设置障碍、制造痛苦。”（《吃事三篇》）
像许多有些幽默才能并善于进行自我嘲讽的人一样，莫言也常常对自己下狠笔。“但人家（朱自清）是伟人，如我这种猪狗一样的东西，是万万不可用自尊、名誉这些狗屁玩意儿来为难自己。”“一个嘴馋的孩子，往往是意志薄弱、自制力很差的人，我就是。”“感到自己跟一头猪、一条狗没有什么区别，一直哼哼着，转着圈子，找点可吃的东西。”“我也很想让自己的文章透出一点贵族气息或者进步气息，但乌鸦怎能叫出凤凰的声音？秃鹰怎能走出仙鹤的舞步？”“没有道德，没有良心，没有廉耻，真是连条狗也不如……我的嘴巴把我自己搞得人见人厌，连一堆臭狗屎都不如。”（《吃事三篇》）
当然这种自我讽刺带有一定的圆滑性。因为莫言深谙如何利用自贬这种修辞艺术在语言对峙中取得优势地位。当一个人把自己贬低到不能再低的地步时，就会将论敌置于可能失败的危险地步——因为普通的招式已经伤不到他了。岭南大学的许子东把这叫做“农民的狡猾”，有则有理，但我觉得还没说透。善于自我讽刺的人，心理必须强大，毕竟一个普通的农民是不会把矛头转向自己的，遑论意识到这种转向可以是策略性的。善于自我讽刺的人得有些资本，比如在某些领域已经小有成就，这时去谈自己的糗事，糗事就不再是糗事了，而成为有些别致的炫耀。一无所成的人是不会去做辛辣的自我讽刺的。从这个角度去看，自我讽刺本质上体现了某种自恋心理。正如莫言所说，“超常的心灵，往往披着愚笨的外衣。”（《月光如水照缁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