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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读书是个好习惯。人的各种习惯中，大概爱读书是最好的习惯了。好多伟大的人物，有名的人物都爱读书。
我也爱读书。我爱读书并非是自吹自擂，也不是刻意与伟人、名人相比。伟人、名人爱读书都有其体面甚至伟大的理由。可我的爱读书既不体面，也不值得吹嘘。
我爱读书的习惯是小的时候养成的，而其缘由却极其简单，一个字，“穷”。为了说明这“穷”怎么地就成了爱读书的原因，我再说出我另一个嗜好——爱吃，读者们比较着这么一琢磨，就全都明白了。其实小时候家境也与村子里其他人家差不多，并非格外穷，只是由于父亲持家特别节俭，一天三餐也格外的差。饥饿的环境下养成我了对于食品的渴求。时至今日，我还喜欢吃肥肉，这就是小的时候因为穷养成的嗜好。
小时上学，大约上到三年纪以后，大概可以认识1000多字，有了阅读课外书籍的能力了，可因为穷，无力买课外的读物。并且北方农村文化很落后，村子里就没个称得上是读书人的人。因此，想走宋濂借书来读的那条路也走不通。对于书籍的渴求，以至见了书便两眼发光。这种情况大概一直持续到初中毕业。在这期间，我搞到一本《水浒传》，也不知读了多少遍，估计不下10遍！以至于到今天，对于水浒传中108条好汉，他的出身、他的特点，他的武功，以及后来“石碣受天文”之后，他被安置在了哪把交椅上，我都有很深的印象。
后来上了高中，因面临高考的压力，上大学后学习又很紧张，这些年也就没有余力读书了。 1965年大学毕业，一年后文化革命开始了。这以后发生的与书有关的情况是，书店里、图书馆里许多书封存了，甚至烧掉了。能见到、读到的都是被印制得十分精美的，五花八门的各种版本的毛着！这种情况竟然持续了10年！人的一生有几个10年？一个国家的10年又是如何的宝贵？可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以及他的10亿人民，这最起码这点的读书的权力，竟被一只大手轻轻地剥夺了整整十年！
后来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各种书又可以出版了，这是爱读书的人的天大的喜讯！记得当初刚刚发行这些曾被禁止出版的各种书籍时，新华书店的门前常常排起长龙，其中一次，我竟然买了十几元的书。现在的人不会理解，那时我的月工资才56元，一次拿出十几元来买书那是需要掂量一番的。常挨渴的见水亲，常挨饿的爱储粮，这是人之常情。当初坐在神坛的那个人不是说过么，“阶级斗争一万年以后也要搞”，“文化革命七八年就要搞一次”。以后的世道谁能说得准呢？会不会再来一个神经病再演文革的闹剧呢？买下一些书放在哪儿，等到下一次文革时偷偷地拿出来给自己读，给儿女读，“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这就是当年我买书的心态。天佑我中华，那种“七八年就来一次文革”的狂言并未成为现实。可30年以后，神州又刮起了一股“唱红”的妖风，竟吓得老夫我两腿发抖，以为文革年代又来了。
尽管书店里有书卖了，自己也算是有钱买了，可我读书的时间却没有了。这原因是我是个科技工作者，业务工作还是蛮忙的。这忙也有两说，为公是为了国家的科技事业；为私，不还得混工资、混职称不是？
说了半天，我也只是爱读书而已，爱读书的原因竟然是因为长时期无书可读。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一生并没有读了多少书，其中更读懂了多少书，就更难说了。
后来就退休了，后来又来到了新西兰。到这时，可以说是买书的“钱”有了，读书的“闲”也有了。可是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新的困难：在新西兰这样一个英语国家，中文书很少。开始自己还信心满满地学习英文，幻想着学好英语，到英语的世界里漫游。可学着学者，才明白自己已经老朽，根本就不是学外语的料了。于是，只好灰溜溜地收拾起学英语的“壮志雄心”，老老实实地找点中文书读算了。
恰在此时，像是沙漠中遇到了甘泉，雪中来了送炭人。方华开了个“华文书店”。不用说，方华的书店，成了我常去的地方，一来二去我们也就成了朋友。方华几次在战争纪念馆举办《读书文化节》或在其他地方举办书展，我也必定前往，在他的书的天地里畅游一番，顺便选购一些有价值，值得保存的书回家。
当年我天津的家中，有一面墙的一大排书架，上面放满了书。在奥克兰，虽然购书的条件差些，但日积月累，也还是有了一大一小两个书架，还有在箱子里没能上架的书。我只想在家中营造一种读书的氛围，让后代养成一种爱读书的习惯。
2013年3月7日于奥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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