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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识份子把公共性给强调出来了，它作为与幕僚式的文官知识份子、专业性的技术知识份子等的区别名词，一度成为社会良心的代表。公共知识份子将立场定位在社会公共利益上。
衡量一个知识份子是否可以成为公共知识份子，大约有两条标准，一是是否独立于权力之外，二是是否面向公众。只有既独立于权力又面向公众的知识份子，才可以称之为公共知识份子。
为学为识之独立，极为关键。御用文人不可能是公共知识份子。他们为权力所供养，因此也为权力说话。 “智库（think tank）”这个词大约在美国语境中是极为易见的，近来也为别的国家（包括中国）所借用。它是现代御用文人的新名词。与古代御用文人的差别是，出于对底层的顾虑，在解决各种社会、政治问题时，智库难免会有对公共善的照顾。但他们终归是妥协的，是对权力的妥协。
当然能做到静心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已经难能可贵了。这样的人自然少之又少。中国式文人的内在修为都可以归结到这极为内向的十个字上来。真有人做到了，更能也仅仅只是有骨气、有勇气的知识份子而已。与公共知识份子比，他们少了“公共”性。
公共知识份子的兴起与报章媒体的兴起密不可分，故也就很短的历史。报纸为早期的知识份子的公共化过程提供了基本平台。那些对公共事物感兴趣的知识份子便可以在报纸上挥斥方遒、激扬文字。但随着新闻媒体的政党化，言论逐渐被收编，知识份子也被收编了。那些供公共知识份子发挥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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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知识份子的外流与资本的外流几乎是同时产生的。剩在中国的公共知识份子已经太少。许多自诩为体制外的公共知识份子，本质上并不公共，而只是顶着公共的名义的“公公知识份子”（网路批判语，真正源头无从考证）。公公知识份子是对不合格的公共知识份子的反讽和揭露。
前苏联和东欧的历史中不乏许多有见识的知识份子。比如后来名扬世界的米哈依尔•巴赫金，为了出版作品，不得不匿名或者修改观点，甚至以朋友之名发表（观点究竟归属谁，后来也成了公案）。而布达佩斯的卢卡奇则因为苏式宣传机构的干预，后期将自己的研究目光转向了更为远离政治的美学领域。类似的语境是难以产生真正的公共知识份子的。
中国当代所谓的左右派知识份子的论争，并不是真正的公共知识份子的论争。人皆为名利而来往也。遑论他们彼此之间能形成什么良好的制衡机制，对权力的制约就更有限。很多所谓的呐喊，无非是远离于社会底层的喃喃自语。
网路给人提供了可以相对自由发声的新平台，但它却并不能与公共领域相等同。因为理性、自由的话语仍未得到建立，众声喧哗则是最为常见的形态。各式各样无关痛痒的表述、此起彼伏不间断的庸常观点，肤浅而又铺天盖地。
很多积极在网路上发声的自称为公共知识份子的人，大约认准了关注公共事物这基本的一条、而不分是否专业是否在行就站出来说话。他们实践了“公共”，却并未实践“知识份子”。故从头到尾，顶多可称为名人，而根本就不是什么公共知识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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