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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是某个高校的老师。除了教学和科研，他成天与公司打交道，帮他们做公共关系，最重要的是修复危机中的企业形象。忙不过来时，他拉着自己的一帮学生来做这些事。很多东西凭良心判断都不能去做，他却做了。他转向了佛教。像C这样的例子是数不胜数的。
转向佛教大约是在寻求某种心灵上的安抚。人可能拒绝在现实世界中的所见所闻，但终究无法拒绝自己的内心世界。转向宗教本身也暗示了人对自我焦虑和痛苦的感知。没有什么焦虑和痛苦的人大约是不需要宗教的。
知识份子与自我的矛盾关系，是身心二元论范畴的问题。不论是身体反抗思维，还是思维挑战身体，都可能成就一个主体。堕落只产生于思维对身体的妥协、顺服上。常见的自我安慰的方式便是，我得先伺候好身体，才能更好地进行思考不是么。这种假设首先未必成立。其次，在很多时候，它只是个借口。最多见的结局便是，身体被逐渐供上了神坛，心灵则堕向了深渊。
不排除这样一种情况，即像很多宗教中所认为的那样，焦虑以及任何与理念相悖与美好价值相违的行为，都可以成为一种修行。没有低的、不完美的状态，又怎样才能实现高的、完美的状态呢？
在那些对宗教有热情的知识份子那里，这种思维与道德相对论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它不过是更巧妙的、二维性的对人生表像的哲学伪装。反抗自我，真正地成为了对自我的语言上的修辞。舍此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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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份子与底层的关系是微妙而变化的。
在最早期的显性阶层关系时代，底层是被赤裸裸地放置在社会权力结构的下面。劳力者与劳心者之差别在中国文化传统里的地位殊异可见一斑。印度森严的等级制，中世纪欧洲的仆人与佃农，都是例子。
启蒙时代以后，一些新的称谓被创制出来。如群氓、底层社会、草根、民众、市民等等。毫无疑问的是，至少在名义上，知识份子对底层的态度是越来越友善。对待底层的差异，也成了知识份子自我评价和评价别人的重要维度。
这种转变，亦即很多人可能已经注意到的精英的大众化。它与民主意识的崛起是息息相关的。它意味着准绳的降低。这种降低源自于知识份子对“高”的认识上的觉醒。他们讨厌那个“高”，对底层的亲近，于是成了对“高”的心理上的替代。
由此而论，选择底层，并不意味着走向彻底的民粹主义。恰恰相反，知识份子真正关注的大约仍在“高”那边，他们是出于对“高”的批判，而选择的对“低”的策略性拥抱。它仍是某种隐秘的权力结构思维的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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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现象是，对于底层的批判研究太少了。勒庞的《乌合之众》、加塞特的《大众的反叛》算是较有代表性，但仍是边缘化的。因为它与民主的普世理念相违。对底层的批判似乎是当代最不道德的行为——它掩盖了本该对“高”的揭露和批判，转移了人们的视线。
然而如果没有对底层的彻底认识，谈什么来维护一个合理的价值体系呢？我们不能轻易地如村上春树那样说，在鸡蛋与石头的对抗中，要毫不犹豫地选择站在鸡蛋一边。除了鸡蛋与石头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为什么只能非鸡蛋则石头，非石头则鸡蛋呢？
底层已经被上抬到了图腾的地位，这种图腾却缺乏足够的、系统的分析和讨论。
在许多新兴的民族国家中，“民主”概念的引进是为了反对封建、帝制或殖民的，近代世界史上那么多的民主实践，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精英”修辞伎俩的特征。它只是一件激发反抗狂热的符号工具，似乎没有任何具体的措施可以真正地落实它。
哪怕是在所谓成熟的西方发达国家中，知识份子大约也逐渐意识到纯粹的民主是成不了体系的。在经济领域中，从凯恩斯主义到新自由主义，都只成就了少数人。在政治领域中，民主的幻觉如果说有任何实践意义，那也只是如裘蒂•迪恩所称的“对底层能量的消耗”。民主的承诺给参与者提供了参与政治、改变政治的幻象，但却在事实上于政治的改变无补。
新兴的民主制度下，“民主”这个概念所带来的狂热是持续不了多久的。知识份子试图给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提供任何方子的做法，仅仅只能满足某种对实用知识的虚荣。这样的知识份子，本质上大约也并不是什么知识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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