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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一下，人无法确切地感知自我的存在，也对周遭发生的事情不再持有自信的姿态。对于那些亲眼所见的东西，你本来是非常确信的。突然有一天，你意识到在别的文字中，它们被以另外的面貌所呈现。
这无疑极大地冲击着你的判断，你要么怀疑自己当初是不是真看到了，要么对别人的陈述产生怀疑。持续地搁在这样状态下，撤退就出现了。人会选择撤退到自我世界去。看到别人不是别人，看进镜子里我至少还是我。沉思之事就会出现。
知识份子的痛苦便大体因这样的社会氛围、精神语境而生。他们不能像普通生活其间的人那样，开始时觉得不习惯，久而久之就并不觉得它有什么奇怪。他们得守望良心，克制焦虑，因此得持续地提醒自己的处境。如同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不断地重复注定不能成功的任务。
很多人会把这种痛苦当作知识份子存在的价值，甚至许多自诩为知识份子的人也这么自我认为。痛苦于是成了美丽的标签，唯有痛苦者才是有良心的人——痛苦给他们涂抹上了几许神圣的色彩、渲染出了一片悲壮的光环。
可这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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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骨子里，知识份子想与政治保持距离。与政治保持距离，并不是因为在某件具体的政治事件中，政治显出了丑陋的一面，而是因为在持续的政治实践中，政治违背了它的初衷。根据柏拉图哲学王式的早期设想，如果可以把这群人称之为知识份子的话，他们是与政治融为一体的。两者的分裂（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理念中）只能发生在后来的历史中。
他们对政治的警惕从而成了整体性的、普遍意义上的警惕。换句话来说，事情发生了，对政治性的叙述，知识份子首先容易选择的是对其进行质疑，然后如果可能的话，则慢慢地证伪这些初始质疑。或者更通常的做法是，继续寻找资料来佐证自己的初始质疑。道德判断是早就基本上被设定好了的。
并不是说知识份子就有多么齐心协力或者多么富于远见卓识。他们也常常裂变为很多派别，并且常常彼此攻讦，或者陷入困惑和自我矛盾的焦虑中去。
很多人对自己的见解也未必持有坚定的信念，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政治的怀疑或者对其他知识份子派别的攻击，除了让他们微弱地体验到自我存在外，别无意义。第一，他们纠正不了现实，理论出现了对现实解释的乏力。第二，他们陷入在自我迷恋中，无法完成对自我的超越。
正如裘蒂•迪恩（Jodi Dean）对知识份子的指摘，“他可能拒绝一切发生在眼前的真相，只是为了让自己能够继续下去”。否定成了不假思索的行为。它显得很有主见甚至很酷。内心的焦虑则被深深地掩盖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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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的是，否定在这儿并不等于对自我的反抗。对于那些真正指向自我的反抗，虽然反抗和挑战也常常并不具备明晰的目的，而只是顺其自然地寻求某种可能的突破，但他们却对自我、对环境有所承认，而且摒弃一切投机行为。知识份子的自我反抗必须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才可能有所突破。
然而，通常所谓的知识份子的否定却是向外而不是向内的。它甚至也不绝对向外。它的外向性是有选择的。它仅仅指向那些安全距离之外的事情，而对于安全线以内的事情则视而不见。
反思常识是当代知识份子最典型的外向否定行为。
它在昭告天下，我没有撤退，我仍然在宣战。然而对常识的宣战难道不也是最安全的宣战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反思常识恰恰不是意味着知识份子的进步，连坚守阵地都不算，它是彻头彻尾的退步。它消耗着人的时间和精力，让人无暇顾及去反思别的、更具有价值的命题。
反思常识于是成了知识份子对懦弱最冠冕堂皇的借口和掩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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