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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里糊涂地，七十岁了。
我生于壬午（马）年腊月，可是按照如今世界通用的阳历纪年，这已经是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元月了。
朋友戏称我已经进入70后。而按着中国的传统，我已是“古稀”老人了。
由于阴历壬午年的绝大部分是在阳历的1942年之内，所以我日后的表格中生日的这一栏，我一直填1942年，日期则按阴历填写。这也是当时人对出生年月普遍的处理方法。大概是在高中的后期，不知谁搞到一本万年历，上面有历年阴历、阳历日期的对照表，这样才查到阳历我1943年的生日。
可与别人说起年龄，我还是愿意以壬午马年为准。这一则是因为在马、羊之间，我更偏爱马；二则是太太也是马年出生，大我几个月，实实在在的1942年。老家有句话，“女大一，不是妻”，意思是如果女比男大一岁，这夫妻便作不长久。为图个吉利，我也愿把我的年龄拔高一点，就与太太持平了。大概也由于我坚持与太太“同年”，所以尽管外面总有风风雨雨，家中也没少了磕磕碰碰，也总算平平安安地走过来了。说起太太，最让我不开心的事是我们两人是大学同班的同学。男人都有爱吹牛的毛病，我也不能免俗。可一看旁边就有一个清楚自己“老底”的人，弄得我一辈子也没敢好好地自我吹嘘一下。
到了这把年纪，虽然还没盖棺，也大概可以“论定”了。可这论定，谁给论定呢？小人物一个，在这世界上，有了你没有人会觉得多你这个人，没有你也不会有人觉得少了你这个人。这个世界上最拿着你当回事的大概还是只有你自己！平心静气的回忆一下自己走过的七十年，既没有过五关、斩六将的辉煌，也没有走麦城这样的失误，平平凡凡、普普通通、中不溜丢。在这七十也不算太短的日子里，我努力地寻找自己的闪光点，想给历史，退一步想给自己的家族留下点值得回忆的东西，想了半天，竟然是一件也想不出来！
可也没有白活！回忆我走过的七十年的岁月，最值得回味，最值得写上一笔的不是自己所作所为，而是我所经历的这个伟大的时代！我太幸运了，生长在了伟大而剧烈变革的时代。这是一个以前不曾有过，今后再也再也不会重复的时代。
四十年代末期到五十年代初期，过了一段恬淡、平和的田园生活。十几亩地，一头牛，父亲、母亲、我和妹妹、弟弟五口人。父亲耕地，母亲纺线。父亲耕地的犁和秦汉时代的犁一般无二，母亲纺线的纺车也与秦汉时代的纺车完全相同。这“一般无二”，这“完全相同”是我从《齐民要术》、《农政全书》中知道的，《天工开物》中的插图也画得清清楚楚。七十年代长安的兵马俑出土，发现兵马俑穿的鞋竟然是千层底的布鞋，鞋底用线绳纳过，并且在脚掌和后跟的部位纳得更加密实。当时的报刊大赞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可是就是不顺便反省一下当代中国的落后。 2000多年竟然是没有什么长进！
落后是落后，可日子过得也算舒心。喂口猪，十几只鸡，肉蛋自己吃一点，大部分换钱，买日用品。余粮可以卖些钱，母亲纺出的“线穗子”也要换成钱。穷是穷了点，可是从没到了缺吃少穿的地步，日子过得也有滋有味。
那时农民也不必供养那么多的父母官。当时的县衙门仅一个大院，前门挂政府的牌子，后门挂县委的牌子，一个院子仅几排平房而已。最清楚当时我们乡的“乡政府”，仅三名工作人员，其中的两人：乡长和乡支书还不脱产，仅一个乡秘书是脱产干部，也只管一些结婚登记之类的的事。这事我记得很准，因为这乡支书便是本家的伯父傅德明，而乡长是附近韩庄的冯书梧，而这乡秘书是邻村任楼的任鸿宾。任鸿宾大概还不到20岁，也很随和，人们都叫他“鸿宾”，更有不少人开玩笑叫他“红屄”。
大可不必担心那时的社会治安状况。政府的职能很弱，治安靠的是已经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社会伦理道德。那时人们也颇注重自己门户的声誉，如果行为不端，不仅丢了面子，甚至会影响到儿女的婚事。同村的人大都是同一个祖宗经过几百年繁衍留下的后代，而村与村之间因为姻缘也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些关系大到偷盗、犯罪，小到家庭的不和，邻里的纠纷都要过问。出现各种问题后，最终可以通过各种关系获得解决。那些不拿工资的“调解员”们，恐怕比今天的政府的官员们更有威望，更有效率。
各种经济活动按着那延续了几百年甚至是几千年的固有方式进行着。人们进行各自的劳作，五天一个集市，那是人们进行贸易的地方。平日里各种小贩也走街串巷。各种不同的小贩会发出各种不同的声响：一听到梆子的声音便知道是买油盐酱醋的；买小百货的用手摇一种既带小鼓又带小罗的一种东西；卖盆卖碗的则直接敲打他的瓦盆。打铁的，鋦盆鋦碗的，制作笤帚的……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些十分动听的吆喝声：“张好马尾箩吆” ；“ 狗皮猫皮换鞭稍”；“抢剪子了，磨菜刀”……
不过这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很快有了改变。
2013年1月17日于奥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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