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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铁三角”诞生
杨澜没有认为我有点不太严肃，立即召集会议并批准了我的“请战”。作为制作总监，我手里管着好多节目，但《郑和》是我的重中之重。
我第一步就请了上海的朱大可先生做此片的撰稿人。我是在澳大利亚采访时与朱大可认识的。他不高的身材，胖胖墩墩，肚子有点鼓，鼻子有点翘，可两只眼睛格外亮，只要一使劲就能看到你心里。他上海华东师范毕业，在澳洲住了八年，回国没多久就成了有名的“文化批评家”，这是他给自己的身份定位。那时他写的书我必读，他的演讲我必听。后来我知道他肚子大里面尽是学问，他脑袋大里面有的是思想。他的文笔风格独特，思路清晰明快。
让这样的人为一部纪录片撰稿有点“大材小用”，可刚回国的朱大可经济也不宽裕，我要他的才华，他要我的稿费。
国内著名的《人物》杂志曾采访朱大可，问他最向往的是什么，他回答说“自由”。朱大可喜欢《阳光》的创作氛围，如果不按照他的思想意识去写，给他再多的稿费他也不会干的。
果然，对《郑和》的人物定位，我们一拍即合。
杨澜得知请朱大可做撰稿真是乐不可支。朱大可在国内的名气已足以让她放心了。这样的撰稿人稿费肯定要超过一般人，杨澜老板问都不问。
接着我又开始物色编导。我采用了投标的方式。其实我心底已经有了目标，他是从江西农村来的吴石友，北师大影视专业毕业。平时没人叫他真名，都叫他“石头”。石头的平头让他脑袋变得很圆，黑边的圆眼镜永远架在他的圆鼻头上，加上他平时处事也较圆滑所以总给我一个圆圆的感觉。他爱画画，他的画我永远看不懂；他对收藏古玩几乎呈疯狂状。他为人渗透着农民的朴实，可在保护自己时不经意间也会流露出一点农民的狡黠和小精明。石头非常喜爱做电视纪录片，他把做纪录片的人看成是有文化的人，可他自己常因为文稿中的不通顺受到我们的调侃。石头的最大特点是对画面感觉好，有着超出一般编导的想像力。在众编导水准和经验都差不多的情况下，想像力就显得非常重要，它是将来做三维动画的一个重要素质。这是我当时推荐石头的主要理由。石头的后期剪接尤其了得，有着天生的节奏感并善于组织画面结构，对音乐也有天生的感悟。
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所有投标人都到台前显示一下自己的实力，这样也显得公平。那天除了杨澜几乎所有与制作有关的大小头目都来了。编导们一个个侃侃而谈，毫不客气地摆出他们各自强项。没想到石头在投标会上竟紧张得克克巴巴，吭吭哧哧，半天也没听明白他都说了些什么。他知道自己说的啥也不是，急得头上全是汗珠。我装作非常平静，心里却又憋气又窝火。就在我几乎绝望时，石头在关键时刻竟拿出个“杀手锏”，他用英国电影《哥伦布》的画面剪接成一个七、八分钟的小片子当场放给大家看。他选择的镜头大气，恢宏，气势磅礴，大浪滔天。他用彩虹抒情，用日出表现豪迈，再配上动人心魄的音乐，一下把在座的电视专家们全震住了。
“ 如果要我做《郑和》，将来的画面气氛总体就是这个感觉。”
石头那天说出了最重要的一句话。
我长舒了口气。
于是，我和朱大可，石头，组成了《郑和》片的“铁三角”。
杨澜一锤定音
按照以往的程式，先由朱大可写一个初稿抛砖引玉，供大大小小的头头们讨论，然后再综合大家的意见进入正式撰稿。
在和朱大可讨论框架时，我一点没看出这位“文化批评家”有丝毫为难处。
热爱“自由”的朱大可真是太自由了，他在初稿的一开头讲述完郑和的出身后, 便在郑和进入皇宫怎样被阉割上大作文章。他细致地写道：
“ 阉割由宫廷的职业刀手主持。在经过简单的胡椒水消毒后，刀手用一把小型镰刀割下阴茎和睪丸，将它们放入小布袋然后高高挂起，以求以后的步步高升。然后将一种气味芳香的草药敷在伤口上，以便消炎和减弱剧烈的疼痛。最后插入一根浸过白蜡的麦杆，以防止
尿道口被堵塞。少数人会死于术后的感染，大多数人则活了下来”。
讲郑和下西洋干嘛非讲阉割呀？还有什么阴茎睾丸，脚本一开头就遭到不少人的抵制。多数人认为郑和的伟大在于他是航海家，纪录片应表现他的智慧和英雄气概，与阉割没什么关系！讨论会上我解释说，表现一个人物应从他的命运入手，郑和少年被阉割晚年被罢官死时被葬于大海这些同他的伟大加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人。 “郑和是英雄”这是个概念，郑和有成就也有痛苦这是人性。可有人还是坚持反对把郑和定位于“悲剧英雄”，也不同意用一些篇幅去讲明朝皇帝朱棣派郑和七下西洋的真正目的，他们耽心这样表现郑和搞不好会降低郑和的伟大，中国观众是不能接受的，央视也绝对不能播。我提醒说这部片子不在国内播而在美国，对方说一个作品为什么不让他在国内国外都能播。我说东西方文化是有差异的，最后争论陷入僵局。
坐在一边的朱大可始终一声不吭。事后我埋怨他眼看我“舌战群儒”也不帮我，他笑嘻嘻说有你一个人够了。会上石头坐在我旁边只是重复一句话：“我同意李导意见”。可会后他叫苦不迭：这阉割我用什么镜头呀？
其实在场的人谁也说了不算，最后要看杨澜的态度。这就是公司做事的特点，老板说了算。
杨澜，她的良好的文化基础，使她善于把社会学与电视文化结合起来；她采访过成百上千的国内外名人和文化精英，熟悉和了解当今社会对人的不同体验；她来自中国也去过世界许多国家，东西方文化的不同使她大开眼界。她爱电视更爱纪录片，她希望她做的纪录片应该有“阳光文化”的特点。
几乎没费什么周折，关于“悲剧英雄”的定位被通过了。朱大可借郑和对中国宦官制度的批判，得以实现。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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