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国家都在进行着国家领导人的更替。一个是中国，胡温已坐够10年，年龄都已过70，按着“规矩”，该下课了。一个是美国，按宪法规定，四年一届，今年恰是选举之年。这几天美国选战争夺正酣，到底谁胜谁败，过两天就揭晓了。而中国胡温之后，将开启习李新的时代，虽然还没选举，早已没有什么悬念了。悬念仅是习李以怎样的面目登台，登台后又会有怎样的一番作为？
        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关系着这个国家的兴衰。有人说决定一个国家兴衰的更为根本的因素是这个国家的制度。这话也不错。不过这话成立不成立，还要看这个国家是不是法治国家。如果是“人治”国家，人比“法”大，法律仅仅是个摆设。政治强人无法无天，法律倒成了政治强人手中的橡皮泥，想怎么捏就怎么捏，普通百姓只能是干瞪眼，一点辙也没有！
        于是人们盼星星，盼月亮，盼一个真正“英明”的领袖出世，不光能让国家强大，人民富足，更能建立公正、合理、民主、法制的这样一套先进的社会制度。
        在古代，皇帝是一个国家绝对的权威，而他的这一至高无上的地位是靠着武力征服得来的，或者是从父辈那里继承来的。其他官员的任用，全他一个人说了算。自然，皇帝为了维持他的江山，在考虑任用官员时，还是尽力任用能人、贤人。并不一定要用官家、富家子弟。伊尹是商汤从奴隶中选拔出来的，后来成了一代贤相；姜尚是一个钓叟，被文王请来并最终为周打下了天下；诸葛亮在南阳隐居，刘备三顾茅庐，才把他请出山。古时穷家弟子，刻苦读书，像苏秦曾悬梁刺股，终于学有所成，便自己到各国推荐自己，最后竟然佩六国相印。
        皇帝对官员的选拔还是靠着别人的举荐，可这举荐并不可靠。“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荒诞事，也屡屡发生。皇帝对官员的选拔更为普遍的问题是，古代时医疗水平不高，更因耽于女色，或迷信丹药，皇帝年轻便夭折是常有的事。也由于宫廷内权争残酷，皇帝被害的事也屡有发生。常常是皇帝去世，而继位的新皇帝不过是个年方几岁的幼童。在此情况下，大权必定落到太后手中。可太后一个女流之辈，从小进宫，所认识的人也仅仅是娘家的兄弟，于是这朝廷的权柄又进一步旁落到外戚手中。直至小皇帝长大，不甘于做外戚的傀儡，又经常倚仗宦官从外戚手中夺回权力，这样大权又常常因此落入太监手中。
        为了避免皇帝任用官员的种种弊端，也为了扩大官员的来源，更好地选拔良才，隋唐开始采用科举制度。这一选拔官员的制度无疑是一创举，是中华文明对于世界文明的极其重要的贡献。其选拔人才的客观性，整个过程的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合理，是时至今日的人，也不能抹杀的。科举制度给了广大穷人子弟与富家子弟、官宦子弟相同的机会。多少寒门弟子，十年寒窗苦，一朝朱紫贵，出将入相，成了国家或地方的一方大员。这种制度给人才以出路，对于稳定、安定社会也是十分重要的。但这种制度将人，尤其是将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限制在孔孟之道的狭小的思维里，极大地限制了中华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以至于经过1000多年之后，西方文明快速发展，而中华文明却是停步不前，最后偌大一个中国几乎被人家瓜分掉！
        通过科举取得功名，便有了做官的资格。可那时的任何一级衙门，除了“官”以外，还有不少的“吏”。这“吏”便是衙门里的一般办事人员，例如师爷、文书、班头、捕快，甚至狱卒、更夫之类。“官”是通过科举考出来的并经皇帝任命的；“吏”是由“官”来招募的。“官”是掌权的；“吏”是办事的。官必须有功名，有学问；而吏只需相关的专业知识，有具体的办事能力，并熟悉当地情况和错综复杂的关系。
        古代的事都已过去了。现在美国正在进行着的大选，候选人自吹自擂、声嘶力竭、吹吹打打、好不热闹。而中国即将进行的选举，表面风平浪静，全因有个锅盖盖着，可锅里面也肯定是热浪翻滚。因为中国的选举是由代表的代表的代表的代表去代表你，最终代表每一个选民去实行本来可由选民自己直接行使的权力，经过这么若干次的“被代表”之后，选举的结果究竟能代表多少人的意志，就很难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