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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最能体现人的固有思维。特定的文字体系承载着与特定文化相关的所有基因，同时也作用于该文化之上。近代西方思想界的“语言学转向”，即将研究目光转向了语言、转向了最基本的文字。文字成了不可细分的“元叙事”。这种转向与西方科学、理性文化氛围中对于最小微粒的崇拜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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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代“统一文字”之后，繁体字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它甚至波及到了整个大中华文化圈，今日之东南亚、东亚诸国，都多多少少被影响到了。传统的儒家文化似乎被繁体中文完美地传承了下来。这也是为何近代中国思想家拿儒家文化开刀时，往往会拿繁体字开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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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一批饱受海外思想熏陶的学者文人，大力倡导文字改革，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向拉丁文学习。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使用的语言便是以拉丁文作底。汉字拉丁化在近代中国文化史上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五四运动以及整体上的新文化运动中，废除文言文而兴白话文，我手写我说，是象形文字向拼音文字的靠近。随后的三十年代的文化大众化运动，找到了告别繁体字的理由——普及教育。进入毛泽东时代后就更不必说。毛本人经历了清末民初的文化批判运动，他的大众观与斗争哲学便是这种批判运动的延续。毛个人也非常赞成一种音标文字。但以音标为核心的汉字拉丁化出现的主要问题——同音异形字——使得这个过程被搁置了。最终产生了个折衷方案即走简化字改革道路的方案。
文字是社会思潮、政治文化走向的微观指标。它具有特别的意识形态功能，反映的是主流与亚流之间的角力。近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反映了不同时代的政治诉求和社会思潮。毛时代的汉字拉丁化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是苏联模式中俄语拉丁化的搬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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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出现了两次与语言相关的狂热。它是政治议程、政治文化的最好彰显。
最早是俄语热，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以会说上几句俄语为荣。俄语热是以中苏蜜月关系为背景的，在五十年代达到顶峰。中苏关系僵化之后，俄语热得到了降温。
伴随着改革开放潮流而来的是对英语的拥抱。英语热的出现，意味着对意识形态之争某种程度上的抛弃。英语代表了一种与社会主义文化截然不同的资本主义文化，它似乎等价于现代工业文明。这股热潮持续三十余年而未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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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简繁体字的近期争论，实际上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某种体现。一百多年的废除封建思想的运动，到今天可能依旧没有完成。文字作为替罪羊，背负了落后、守旧思维的骂名。
很多人相信繁体字阻碍了普通公众去了解知识、改变观念，从而使得文化成为部分特权阶级的专利品。简化文字则可以推动平民教育的普及、提高普通人的知识水平。但港台的实践证明了繁体字实际上未必会阻碍这个过程的完成。普及教育在繁体字的语境之下同样可以实现。这为近来大陆部分学者号召恢复繁体字提供了部分证据。
汉语拉丁化，是赤裸裸地、不讲求规律地向西方学习。本质上体现了近代中国是对现代文明的钦慕与渴望。因为拉丁化似乎等于现代化。简化字运动是拉丁化失败之后的妥协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简化汉字运动仍是西化运动的延续。
今日中国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重新认识到了汉文化的某种可能性。文字本身于是又重新成为讨论的中心，只不过这次不是替罪羊而是被赋予过高期望的东西了。恢复繁体字，是某些人希望借此恢复“汉文化”本体的操作性措施。
但非常可笑的是，对于何为“汉文化”的本体，人们却依然毫无头绪。只好从一些边边角角的层面、间接性地做点装潢点缀。比如在大广场上竖个孔子像，在一些学校开设国学专业。或者像今日之繁简体字之争。
本质上都是在舍本而求末。或者更确切来说，因为本末未能区分，希望藉由做些细枝末节事情来不期然地撞到某个“本”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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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汉文化的认识一定要搁在整个体系语境中去看。追求过分的纯洁其实是绝对的保守和封闭。孤独的文化是没有什么生命力的。近来《现代汉语词典》勇敢地收录英文词条，其做法值得称赞，学术严谨性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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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的初期，一些学者把视野放在了网络话语上，其中一些人还编辑出版了与网络语言相关的词典，如于根元的《中国网络词典（2001）》，易文安的《网络时尚词典（2001）》。这些词典中收录的词语主要还是与新兴技术（硬件、软件）相关的。而真正贴切到网络文化的词语并不多。
自2000年6月份某报导把“网络新词”的文化现象提上媒介讨论平台之后，研究界掀起了数次争论高潮。支持网络新词的一派认为这可以丰富中国的文字及文化。但许多人选择站在传统文化一边，认为新兴词语在侵蚀、破坏中国传统文字的基础。对网络流行词语的消极评价，是九十年代中国学界关于汉文化本体的争议的延续，体现了对于汉文化本体的某种想象和焦虑感。
那时网络词汇作为“文化反抗”的一面尚未显现出来，但依然有了些萌芽症状。比如主流话语称“电子邮件”，网络语言则直接音译为“伊妹儿”。主流话语称“再见”，网络语言用“886”。网络语言的出现，意味着一维的主流、通行话语出现了某种裂缝。
当然强调网络新词的“反抗”意义，并不是道格拉斯•科尔那（Douglas Kellner）所谓的“缺乏社会责任感”。它并非对主流价值和道德的怀疑，更不是对它的厌恶。它是在给重新认识与主流、亚流相关的文化现象提供一种新的观察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