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好像所有的零部件一齐开始老化。因为妈妈的医疗关係在长春，我们只好又推着轮椅登上回长春的飞机。每次离开北京妈妈的心情都不好，我安慰她说，只要住完院打完针我们马上回北京。妈妈相信我的话，因为我从不失言。就这样长春北京不知往返了多少次。
2005年，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中央决定发给所有在世的抗战老兵一枚镀金的”“英雄纪念章”和一个证书。省文联来车把妈妈请去，为她佩戴了纪念章，还请省裡最优秀的摄影师为她照了像。单位把像片放大镶上相框挂在妈妈房间裡，妈妈左看右看舒坦极了。
可是到2010那一年，妈妈没有力气再去北京了。
平时我安排阿姨从早到晚处理妈妈的内务，包括她所有的饮食起居。我负责外务，跑医院，找大夫，开药，买东西。只要妈妈想要的，我就想尽办法去找，可是到最后，妈妈衰弱得已经不知道想要什麽，每天就是在苦熬已经谈不上什麽生活品质了。
妈妈最重的病是心脏和哮喘，怎麽治都不见效。再加上神经衰弱睡不好吃不下，被折磨得非常痛苦，我急得一筹莫展。突然有人告诉我在扶馀县有个老中医治哮喘很有名，换吃中药也许能“柳暗花明”。我毫不犹豫背上包就走。那是东北的十冬腊月，寒风刺得我脸鑽心的疼，手和两脚几乎冻僵。我不顾一切拼命赶路，只希望妈妈能多活一天少受点罪。因为我一直忘不掉她那双眼睛，那双渴望活下去，渴望再跟我一起唱歌的眼睛。我先是坐火车，然后坐公共汽车，接着坐小麵包车，然后坐三轮车，最后坐上私人的“屁驴子”（摩托车）……再步行好长一段路，才找到那位有名的中医老先生。我对他说见到你真不容易我把所有车品种都快坐全了。
等我赶回家时已是晚上十点多，没顾得吃饭就给妈妈熬中药。我没熬过药，笨手笨脚总算把汤药端给妈妈。谁知妈妈刚喝两口就往外吐，不小心又把药打翻在地，于是我再熬。
妈妈在最后的时间基本都是在医院度过的。这时她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想他的儿子——我的弟弟。她天天催我给弟弟打电话说要见他。掐指一算妈妈已有三十多年没见到弟弟了，更要命的是她始终不清楚为什麽弟弟不来认她这个母亲。再说弟弟已经去世我如果露了风声都能要了妈妈的命。我只好骗她说弟弟在加拿大做生意忙得赶不回来！于是妈妈一遍遍在地图上找加拿大的位置。时间久了加拿大也不管用了妈妈说他可以飞回来呀。这件事真的是把我难住了。正发愁时弟妹突然来找我办事，她是长影的副导演一直忙着在拍戏。我灵机一动忽然一个主意冒出来，我对弟妹说今天我是导演你做演员我告诉你咋办你就咋办。我让她明天到医院就说代表弟弟来看妈妈，说弟弟在加拿大确实回不来。我拿出一张银行卡给弟妹，让她交给妈妈就说这是弟弟给妈妈的二万元钱让她治病，等有机会他一定儘快回来看妈妈。临走时我还吩咐别说错了是加拿大别说成美国。
第二天弟妹买了好大的一篮子鲜花和那麽多的水果点心来病房看妈妈。她完全按照我说的坐在病床边跟妈妈娓娓道来。妈妈激动得没完没了地问这问那，就好像是弟弟坐在身边。我在一边提心吊胆生怕弟妹说走了嘴。好在一切都完成得很好妈妈非常满足，她把那张银行卡小心地放进贴身口袋裡。妈妈从来没用过卡但她知道卡就是钱。只有我知道这是一张空卡。正好那天晚上要出院因花篮太大我说不拿了，妈妈大叫着说那是弟弟的花篮一定要带着。回家后她情绪特别好，还趴在窗上对外面的邻居说他的儿子不久要回来看他，还给她钱了她不知有多高兴。从那以后妈妈几乎天天自言自语，说她有两个孩子，有两个孩子管她了。
后来我一直庆倖我自己，在妈妈走之前我做了一件非常正确的事。
不久妈妈又住进医院。省文联的领导又来看望她。妈妈这回讲出了一句她心裡想了好久的话,她要在她死后交给组织一万元党费。
文联领导非常意外，他们可能很感动，可是也有说不出来的话，妈妈此时早已不是党员了呀。
领导说不用想得太多，好好养病。
妈妈说一定要交党费。
领导走后，我趴在妈妈耳边说，妈妈你还是党员吗？
“会解决的我打了报告了”。她还是那麽自信。
当又一次从医院住院回家时，妈妈已经迈不动步，是文联的领导把她背上楼梯的。妈妈坐在沙发上大口喘着粗气，然后她说了一句话：没有我的女儿我活不到今天。
这是妈妈向组织说的最后一句话。
妈妈可能觉得自己坚持不久了，在稍微有点力气时，自己竟站起来打开柜子，向我交待她留下的东西——一尺多厚的她的手稿，一厚达黄旧的老影集;一些衣物。还有两个存摺，几万元钱，这是她的全部积蓄。我注意到她没有把“弟弟”的银行卡给我，还放在她贴身的口袋裡，她是想把儿子的温暖一直带到永远。
妈妈又上床睡去了，这一睡就再没有醒过来。我叫急救车把妈妈又送到医院。
医生跟我商量妈妈的治疗方桉，我说只有一个原则不管用什麽法只要病人不痛苦就行。医生说还是要打点滴但脚会肿，生物製品所有这种药但还有必要买吗？我二话没说跑去好远捧回两大瓶药。我心裡知道其实这些药已经没用了，可我还是要买，我的幻觉中这次妈妈还能出院跟我回家。
昏迷中的妈妈对疼痛没有感觉了。医生说如果想延长生命可以从口中下管子到内脏再维持，这等于又要延续妈妈的痛苦，我说，不用了。
半夜十二点，外面下着大雪，家裡人都睡了，只有文联的一位领导和阿姨陪着我，一起将妈妈安置在火葬场。我给新西兰的女儿发了个短信，因为这边是五点。我说，姥姥走了。
那一年妈妈84岁。
妈妈走后带给我们一大堆的后悔。
我后悔平时工作太忙本可以拿出更多的时间陪她。她的脆弱使她变得格外惧怕孤独；
我后悔因为每年过春节我都陪妈妈只有那一年我把她自己留在北京我去和家人团聚，其实她还能过几个春节呢？
我更后悔因为裡外太忙我从来不做饭也不会做饭现在我开始学做饭可妈妈永远吃不到我做的菜了；
丈夫也后悔平时她看我在妈妈那忙他就没再多关心一些；
女儿也后悔说姥姥对北京看不够就想上街可那时她没有车现在有车了可她没法带着姥姥去逛街了……
所有的后悔告诉我，活着应该珍惜现在。
一年后，中国文联为全国延安“鲁艺”的老战士发了一本《荣誉证书》，证书上写着好大的妈妈的名字。领导说，可惜晚了一点，你妈妈没看到。
我打开妈妈的影集，裡面多是妈妈在延安的照片，相纸很旧，像片很小，可是妈妈头戴军帽腰扎皮带神采奕奕。
我打开妈妈的手稿，这是她年轻时练习写作时留下的，从来没发表过。我发现这裡有老大姐的故事。
一天我去办妈妈遗留的事，公证处要看妈妈的档桉，于是我来到妈妈的单位省文联。组织部负责人对我很客气，他把妈妈的档桉袋打开让我自己找有关内容。我没想到，这裡装的全是妈妈在各个时期写的检查，纸很黄很粗很薄，要十分小心才能轻轻揭开。有好几份是她的家庭出身的交待，光是在延安谈恋爱的检查就有七、八份；还有在长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讨论会记录……哦，妈妈从延安时期就开始写的所有检查在档桉袋裡跟了她一辈子。
我没说什麽，把档桉合上。
走出大门，雪花轻轻飘在我滚烫的脸上。我真想仰天对妈妈说，妈妈，现在你不用再写检查了。
只有一件事我还没办。妈妈生前要求把她葬在北京，她说她喜欢北京，那里的好多延安老同志都葬在那。可是我将来不一定住在北京呀？我还要陪她呀？究竟让她葬在哪呢？我没想好。
（完）
2012.5.18
